浅析《呼兰河传》的创作动机

　　分析一部文学作品，始终离不开对创作者的个人经历，社会背景，写作思维，审美追求等诸多因素的全面考察。萧红生前，虽并没有留下任何有关《呼兰河传》创作动机类的自述，但我们可以通过对文本的仔细品读和她本人的一些生活经历，从中感受她的创作心境，并由此去捕捉她个人的一些审美情趣和美学选择。创作动因也是引发艺术家创作欲望的一种心理活动，也可以说成是创作意图或创作目的。因此对于她的创作动因，我们可以从以下三部分去了解：孤独的心境；继承鲁迅先生批判国民性的创作宗旨；精神与生命温暖情怀的皈依。

　　萧红孤独的心境源于她“荒凉”的童年生活，中学时代时期的抗婚经历，以及后来的她生命难以忘却的几个男人。作家的创作素材，离不开自己的亲身经历、体会或是她的审美选择等等[1]。

　　第一阶段，萧红生活在黑龙江省呼兰县一个富裕的地主家庭，但是她的心灵上却遭受到折磨。萧红的母亲姜氏是一个脾气暴躁的女人，萧红并未在生母那儿得到过温暖。而在她十岁的时候，母亲去世之后的一年里，她的父亲娶了继母，但是继母对她也并没有什么关爱。在《祖父死了的时候》中，继母对她的打骂充斥了她的童年记忆。而她的祖母也不像其他祖母那样慈爱，在她三岁的时候，因为她捅破了窗户纸，祖母为了惩罚她，竟然用针去刺她的手指。这样的经历，给萧红幼小的心灵留下了深深的阴影。父亲张廷举是呼兰教育界的代表，是个极度奉承家长制的男权主义者。父亲性格贪婪，对待那些贫穷的仆人、他幼小的儿女以及萧红年迈的祖父，都是同样的冷漠无情、吝啬而缺乏人性。父亲的家庭教育是失败的。他对待萧红的成长并不关心，让萧红觉得人是残酷的个体。唯独在后花园萧红度过了最开心的日子。但是萧红的祖父死后，萧红觉得世间便再没有同情自己的人了。

　　对于萧红而言，父爱缺失的现实状态不仅反映在她的《呼兰河传》中，更折射到其更多文学创作中。她在作品中表达出对“父亲”形象的极力回避和强烈躲闪，从这种言说忌讳中，可以看出萧红对她父亲的惧怕与憎恨。从《呼兰河传》中可以看到这种“父亲缺位”的关系。在萧红作品中父亲的形象是冷漠而无情的，是一杯冷水，一个简单的符号。

　　不愉快的童年对于作家是最好的早期训练，但对萧红而言，这种“不愉快”的童年经验却对她的文学创作发展有了很大的影响――童年时期“不愉快”的经验转化为她的文学创作原型，并影响了萧红在文学创作中形成了父辈缺失模式。

　　第二阶段,萧红开始走上逃离家庭的道路。萧红的左翼思想与她父亲的思想存在巨大分歧，父亲对萧红婚姻的安排令她产生了强烈不满，因而她更坚定了自己逃离家庭的决心，从而开始了艰难的抗婚之路。最初萧红进入北平女师大附中学习，后因经济制裁被迫退回家中。在家中遭遇软禁数十月后，萧红终逃出家庭，但她却发现自己无处可去。最后误入王恩甲的情感圈套中,在万般无奈的处境之下，投书《国际协报》。

　　萧红的命运转机是与萧军的相遇，这给她的生活带来了希望，并从此走上了左翼文化的道路。那个曾经说不要家的萧红，因为和萧军一起组建了小“家”的存在，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心中苦闷心绪。萧红在萧军的带动下，积极参加各项爱国文学运动。同时她积极从事左翼文艺活动，与白朗、罗烽等好友组建文艺团体——星星剧团。出于对革命的热爱，她还在各大报刊中发表了许多革命文学作品。在此期间，萧军对萧红产生巨大的影响，把寂寞、孤寂的她带向了积极的方向。两人在1934年流亡到上海,并与当时在文坛声名远扬的鲁迅见面,让他们的内心燃烧起来了，明亮起来了。在此期间，受到了鲁迅的指导与教诲。但随即而来的是萧军的离开以及鲁迅的逝世给了她沉痛的打击[2]。

　　这个阶段是萧红思想的过渡时期，也是她革命思想的沉淀时期。文学研究者时常结合这一时期萧红思想精神的上升，去思考《呼兰河传》内在的关于旧社会问题批判价值。

　　第三阶段是萧红怀了萧军的孩子，并把自己交给了端木蕻良。但端木蕻良对她的写作轻视的态度，这让萧红不仅感到自尊受到极大的羞辱，更有彻骨的悲凉。随后辗转来到香港，她曾在《致白朗》的信里，向这位好友表达了自己虽在幽美的生活环境中，仍然凄然孤寂。

　　因为这种曲折的生活，加上萧红重病缠身，在二十多岁时，她的身心每况愈下。在和萧军分离之际，萧红虽以过积极的心态去面对，然而在香港，她的病情更是加重。她经常头痛、咳嗽、心悸、气促、失眠，加上她肉体上的疼痛、精神上的孤独，这使她处于极度的孤寂与悲哀中，她在骆宾基面前认为自己的身体倒下来了，更不愿想自己会有今天这样的结局。

　　茅盾对于萧红的一生是同情惋惜的，在《呼兰河传》的序言里，茅盾看到了萧红对于生命的无奈以及她精神上的折磨。萧红的一生是在苦难中度过的，她的精神情怀是无法用语言来形容的。这段再嫁经历使萧红以更坦然的女性思想去回忆自己从呼兰河走出来后所经历的一切过往生活，可以说人生百态在萧红眼中也已经变得再平凡不过了，就像我们看《呼兰河传》，也会想到在呼兰河那幅人情画背后，该有一双怎样淡然的眼睛。社会终究是如萧红在呼兰河经历的一切，这个缩影放大后又再次聚焦旧社会人们生活的一点一滴中[3]。

　　曾有学者评价说，萧红的《呼兰河传》只是表现她个人心境的浅吟低唱，将悲壮的大时代抛之不顾。《呼兰河传》确实不像初期作品《生死场》一样，对于生的坚强，对于死的挣扎的直接的描写，置身于沦落后的东北农村的大背景之下。也没有《马伯乐》中对社会大背景的洞察。

　　然而，萧红更多看到的是“民族的问题”，是将不起眼的小人物事件上升为对病态灵魂和民族问题的思考。萧军的“不爱便丢弃”，如“父亲”一样的鲁迅，在1936年逝世了。还有国家陷入全国抗战，战火飘摇。她始终是一个人在抗争,在呼吁救国救民的意识[4]。

　　旅居日本期间，萧红对民族问题有了更深刻的认识。她曾对家乡发出由衷的赞美，“家乡是多么好呀”[5]，也对东北流亡同胞表达出激励的情感，萧红的笔调离不开对人民悲苦的生活遭遇和对祖国命运的思索。

　　按照钱理群的说法，鲁迅是萧红文学精神之父。萧红的文学思想是在鲁迅的影响下形成的。她对鲁迅的《阿Q正传》《孔乙己》之类的问题小说尤其热爱，甚至希望写出这样的小说。她觉得自己的小说可能在质量上达不到鲁迅的高度，但至少在创作的篇幅上超过他。这段颇具男子气概的话，本质上表明的也是她在思想、艺术追求上与鲁迅的相同之处。在对鲁迅作品这样的审美选择上的追求，她的创作有一定的决定作用。她对于小说创作有自己的观点，在认可巴尔扎克和契诃夫的现实主义创作手法的同时，她更看重创作者个人的写作思想和风格。[6]而《呼兰河传》也是这样表现。尤其是在表现其对国民性批判的主题上的体现上。

　　她对鲁迅国民性的批判的继承主要体现在三大点：

　　第一，对男尊女卑思想的批判。男尊女卑思想在中国历史上是根深蒂固的，随着“五四”运动的思潮的影响，越来越多的作家也开始注意到对女性思想解放。鲁迅小说通过对她们的悲惨遭遇，揭示现实男尊女卑的思想的根深蒂固，对国民性进行有力的批判。萧红在这点表现得也是淋漓尽致。在《呼兰河传》第二章中，关于指腹为婚的叙述，就是说充满变数，如果男家穷了，那女孩家是必嫁无疑，如若不嫁，便会被说成“嫌贫爱富”，给谁家“妨”穷；但如若女孩家穷了，男方具有主动权，女方家庭也只会归结于命不好……在时人心里，男尊女卑，男人打女人，天经地义。文章多处表现这一点。拜佛求子的祈求本应到娘娘庙，但人们却是必须先到老爷庙拜一拜，只因为这阳间和阴间一样，都遵从这男尊女卑思想，老爷庙中的老爷无一不是高大威猛的，给人以庄重、威严。

　　第二，对鬼神迷信思想的批判。文章的开篇就写道学堂校长的儿子，无意跌落大泥坑中，这本是一件小事，小城人们喜欢小题大做，硬说成是龙王爷发怒了。人们还希望学堂尽快关闭。在城中人看来，凡是来打断他们固有思想的新思想，都是排斥的。还有第五章中，团圆媳妇受到的一系列的折磨。团圆媳妇的到来和离世和迷信有着密切的联系。她的到来，就是老胡家通过跳大神来决定的，而在老胡家，健康爱笑的团圆媳妇，却偏偏认为不太好。从此开始打骂，跳大神都不见效，于是邻里纷纷献上所谓的偏方。这些荒唐的想法在人们的虔诚信仰面前，一切都是如此的自然[7]。

　　第三，对“看客”群体的批判。以第五章团圆媳妇为例，团圆媳妇在“我”和祖父看来确实是活泼开朗，怪好的。从对团圆的严酷规训到毒打等封建施害，团圆媳妇悲剧的造成，自然离不开她的婆婆封建迷信的思想，还有团圆媳妇自己的无力反抗，但其实最主要的一部分人，往往是生活中像东家婶子、西家大娘这样的充满“善心”的“看客们”。在洗热水澡的那天，麻木的团圆媳妇不知道面对的将是什么样的不幸，对“我”说着自己等一会儿要洗澡，却像说别人一样。在开始感受危险来临时，她在大缸里的大喊大叫，跳着好像要逃脱似的，到后来不再挣扎，安稳地在大缸里面站着，任凭那些“善心”的“看客们”，对她进行一系列诸如撕下衣服、浇水、按头等暴行，他们为自己的行为感到至上的快感。结果，小团圆媳妇被活活烫死，“看客们”才津津乐道地离开。真正迫害团员媳妇的，就是那些充满善心的“看客们”。在萧红的作品很少出现像鲁迅作品里代表社会邪恶势力的反动人物，有的只是像柳妈——无主名无意识的杀人团的善男信女们。正是因为这样的善男信女和团圆媳妇的冲突，才构成了萧红笔下的悲喜剧。

　　萧红将“团圆媳妇”这种更深刻的悲剧上升成为更普遍的悲剧。古往今来，悲剧的酿成往往来自于看客的无动于衷，他们的冷漠带来的是不见血的精神大屠杀[8]。

　　人穷则反本，那个在萧红看来一直想要逃离的家庭，在她最脆弱、最寂寞的时候，对家乡的回忆便成了内心的一种心灵的寄托，回忆性小说也可以说对现实的失望，觉得无话可说。呼兰河这个小城并没有消失，而是被她深深埋在心里。就是这样一个并不繁华的小城，从整体的简单布局，呼兰河的天气起笔，就向我们展示了一个封闭、愚昧的城中人。再从卑琐平凡的实际生活写到精神上的壮举。字字句句表明对这种小城的批判，但是其中更多的目的是启蒙。慢慢地写道祖父和后花园。在这一章中，仿佛萧红成了那个小孩子，用她的口吻向我们叙述着这么自然一切。

　　所以如果说这部作品表达国民性批判的主题，那可能远远不是，更多的应该是回忆，是乡恋，对那片土地，那些人的回忆。除了小团圆媳妇的死，让我们直接看出看客们的恐怖至极，但正如文章中一直说的，“规矩”“习惯”对小城人民的根深蒂固的影响。其中，宣扬的是“善”，表现的是愚昧、落后。这是小城的封闭使然。在文本最后一章，关于冯歪嘴子中的描写，他就是典型的“老实人”的代表，虽然经历了老婆的去世，但他并没有因为身边人的不看好、嘲笑而放弃生活，他乐观地坚持，虽然故事的最后，我们不知道冯歪嘴子的结局，但文章强烈的表达的是对他的感动。

　　萧红用含有中国女性笔的泪水充满了这一伟大的悲剧。小团圆之死中，真正破坏小团圆的灵魂角色是一组与她有过相同经历的悲剧女性。遭遇过无数磨难的女性，有痛苦的经历，对应地用到没有经历过的女孩身上，这在萧红看来，无疑是女性社会群体最大的悲剧。她们是封建制度的受害者，但同时也成了一个无意识的帮派，一个小家庭中的团圆媳妇的悲剧是旧时代悲剧的反映[9]。

　　《呼兰河传》没有曲折的故事，也没有描写那个时代的英雄豪杰，写的都是些凡人小事，一个闭塞的呼兰河小城的普通人的生活，却使我们看到了那个特定时代的黑暗，受封建专制思想压榨和毒害的旧社会，以及给人们造成的灵魂创伤。这些对于麻木的“看客”的描写，实际上是一种对封建专制的控诉，看似写的是呼兰河小城的人，实则影射的是国民整体。在萧红看来，愚昧和落后是制约和毒害这个民族的根本因素，因此，改变这些人的精神世界才能从根本上拯救国民的灵魂，才能不让悲凉麻木的人性延续，才能拯救我们的民族。这无疑是一种悲情的呼喊[10]。

　　萧红作品中的死亡意识和悲剧意识浸透的是对残酷的旧社会的人情事态的精神思考，特别是这种悲剧意识，呈现的是萧红对于生命的追寻与失意生存状态的人性洞察。萧红在生命即将终结之时，满怀悲情地写出了《呼兰河传》这么一部优秀的作品，它超越了时代，直面国民性和民族问题。对国民性灵魂的剖析、对人性价值的关怀耐人寻味。悲剧给人的感觉是沉重的，同样使人深刻而难忘，悲凉到骨髓，悲凉到人心深处，然后再使人警醒。萧红在生命的晚年时远离家乡，回想起童年的往事的同时，又以家乡为着眼点揭露了国民劣根性，在感性与理性的之间进行纠结和挣扎，无疑更是一种心灵上的痛苦和折磨，使小说本身就具有极大的悲情性[11]。

　　我们在《呼兰河传》中看到的不是一部分小群众的问题，而是整个民族的精神问题，萧红选择以悲剧的视野去审视这种生活，它的意义是在对人性的思考中去洞察、去改变民族生活。所以《呼兰河传》中这种悲剧意识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是积极的，正如萧红的一生，饱受沧桑，而又直面未来，是生命终结的一次回忆，是关于命运思索的民族性问题意识。

　　[1]刘艳.限知视角与限制叙事的小说范本——萧红《呼兰河传》再解读[J].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7,(06).

　　[2]常大利.萧红和她的作品[N].四平日报,2005.

　　[3]成果.《呼兰河传》价值及其它[J].求是学刊,1994,(04).

　　[4][7]姚润南.故乡,是一首凄婉的歌谣——读萧红《呼兰河传》[J].读与写(教育教学刊),2018.

　　[5]萧红.萧红自传[M].南京:文艺出版社,1996:264.

　　[6]聂绀弩.萧红选集.序[Z].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

　　[8]王海文.《呼兰河传》中的民生思考和叙事指向[J].名作欣赏,2017.

　　[9]宋晓庚.萧红的创作反映民族时代精神——兼谈其社会化因由[A].龙江春秋——黑水文化论集之四[C].黑龙江:教育出版社,2006.

　　[10]周保福.论《呼兰河传》的悲剧魅力[J].广西师院学报,1996,(03).

　　[11]田泥.《呼兰河传》:澄明与启示[N].文艺报,2009.

　　[12]萧红.呼兰河传.萧红精选集.[M]北京:燕山出版社,2006.

　　[13]骆宾基.萧红小传[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