留守儿童父母教养投入与学校适应的关系：逆境 信念的中介作用

　　摘要

最近几年,留守儿童引起了国内社会的广泛关注，主要是由于在社会不断发展的过程中，留守儿童的整体人数规模在持续增长，与之相关的问题受到热烈讨论，社会各界也对留守儿童的发展展开了深入的研究。目前有研究证实，在持续的亲情缺失条件下，留守儿童经常会体现出适应不良的现象（Heetal.,2012;Valtolina&Colombo,2012）；留守环境会导致儿童在心理层面、行为角度还有社交过程中反映出大量比较严重的问题（如，杨通华,魏杰等，2016；周宗奎，孙晓军，2005），这在一定程度上证实了留守儿童适应不良的现象。在当前情况下，就中小学层次的留守儿童来讲，学校是家庭之外最关键的进行学习以及成长的环境，在充分适应学校环境的情况下，留守儿童的身心发展也相对健康，在后续接触社会的过程中，可以体现出更好的适应能力，这也是进一步深造的前提保障（曹述蓉等，2004），基于此，留守儿童在学校的适应能力引起了社会相关领域的深入研究和探讨。

但经过对过去留守儿童学校适应的相关结论展开的分析，目前研究一般从缺陷的层面来分析具体的影响因素，在正向变量层面展开的讨论相对较少，同时留守儿童和父母分离属于常态现象，但在研究过程中，很多学者并没有明确关注留守儿童父母有关的变量，尤其是父母教养投入这个重要的因素，这是评估父母在孩子成长环节，从认知以及行为层面的投入，这和儿童的发展存在一定的联系，更是成长过程中的重要影响因素，却持续被忽视（Lamb,Pleck,&Levine,1985;Pleck&Masciadrelli,2004）。其次，和留守儿童个体心理资源相关的研究一般倾向于自尊与节奏和谐程度等不同常规变量。最近几年，逆境信念属于非常关键的个体心理资源，已经引起了研究领域的广泛关注。这是充分彰显国内特色的价值观，目前有结论证实，逆境信念是提高弱势儿童群体适应能力的关键影响因素，不过就该课题的后续研究，国内还不够深入。所以，就留守儿童这一典型的弱势群体来讲，持续被忽视的外部影响因素主要是：“父母教养投入”、最近几年个体资源全新分析重点、个体内部关键保障要素：“逆境信念”，又是怎样和留守儿童的学校适应产生关联的？我们在内部和外部两个层面切入，对三方的相关性展开分析，以此明确作用机制，给后续留守儿童发展的实践带来可供参考的理论基础。

本文主要使用取样法，选择湖南省范围内醴陵市处在小学阶段以及初中层面的留守儿童作为样本，回收的问卷数量达到了547份。由男生填写的问卷为303份，在整体中的权重为55.4%，女生为224份，权重是44.6%。主要考查的包括父母教养投入情况，学校适应能力和逆境训练，同时借助SPSS10.0软件对相关结果展开数据研究，以此得到结论：

(1)就相关研究的结论而言，留守儿童在父母教养投入上的内容，以及逆境信念跟社会适应能力，还有在学校适应层面的相关消极信息，任选两个内容，都具备一定程度的相关性。而其中父母教养投入和留守儿童的社会能力存在比较典型的正相关联系，同时在和学校层面的消极信息对比之下，又体现出负相关的联系；父母教养投入跟逆境信念正相关；另外，结论还表明逆境信念和社会能力符合正相关的要求，同时还和反社会行为达到负相关的条件。

(2)父母教养投入借助逆境信念里的中介功能对相关儿童的学校适应能力起到非常关键的作用；其次，逆境信念对于相关儿童母亲教养投入以及学校适应而言，具有一定程度的中介功能；逆境信念对于父亲教养投入以及学校适应而言，也呈现出一定程度的中介功能；但是对于父亲教养投入以及不良学校适应而言，则呈现出非常显著的中介功能。

　　关键词：留守儿童，父母教养投入，逆境信念，学校适应，社会能力，反社会行为

　　前言

最近几年，留守儿童逐步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参考第六次人口普查活动展示的信息，国内的人数规模超过了6100万人，在整个儿童人口里的权重达到了21.88%，而根据人大会议来看，xxxxxxxx在XX报告里也明确提到了有必要提高对留守儿童的保护力度，留守儿童问题进一步得到广泛关注，留守儿童的健康发展在社会中引起积极讨论。目前有研究表明，因为持续处于亲情缺失的不利条件下，留守儿童通常都会呈现出适应不良的现象（Heetal.,2012;Valtolina&Colombo,2012）；这一不利条件会让儿童在心理和行为等层面都呈现出非常严重的问题（如，杨通华,魏杰等，2016；周宗奎，孙晓军，2005）。留守儿童的主要身份特点是跟父母的长久分离，还有大量研究者表明，适应不良和负面情绪的核心原因都是和父母的长期分离，所以父母教养投入对相关研究而言是最为关键的变量之一。

就中小学层面的留守儿童来讲，学校是在家庭之外的最关键的展开学习和生活的环境。而根据2018年国内教育会议等相关活动提到的内容，国内有关机构明确关注教育工作的开展进度，提高了对教育的重视程度，同时把学校适应当成和学生心理健康相关的关键指标之一，所以得到了研究者的密切重视。优秀的学校适应水平在一定程度上对儿童的健康发展起到了非常关键的影响，可以帮助提升留守儿童的社会适应性，也是后续深造和发展的前提保障。

就和留守儿童有关的不利现象而言，当前研究一般在缺陷的层面来分析影响因素，不过还有学者表明留守儿童由于在心理上的积极性，在学校适应的层面上更具备优势(刘紫寒，王美娇，周婕。2017)。最近几年，逆境信念已经成为了非常关键的个体心理资源，引起了研究者的广泛关注。这是能够充分彰显国内文化特色的价值观类型，同时有研究证实了逆境信念是提升弱势儿童适应水平的保障要素，但是在该课题的后续研究过程中，国内的研究力度明显不足。所以，在留守儿童成为弱势群体的过程中，最关键的外部因素：“父母教养投入”、最福建的个体保障要素：“逆境信念”、最直接、核心的适应指标：“学校适应”，三个方面构成的内在机制就尤为重要，本文主要针对这三者的相关性展开分析，以此寻找到内部作用机制，提高留守儿童个体心理资源相关的结论丰富程度，留守儿童的发展实践带来可供参考的理论支持。

　　第一章文献综述

　　1.1父母教养投入

1.1.1父母教养投入的概念

父母教养投入（parentalinvolvement）属于比较关键的内容（Pleck&Masciadrelli，2004）,跟教养模式倾向于父母教养子女的特征存在差异，父母教养投入重点关注教养的内容以及行为，其中主要涉及到父亲和母亲两个层面的教养投入，主要表示父亲以及母亲在对孩子展开教养的环节，考虑到提升孩子健康发展程度，从认知以及感情还有行为活动等层面具体的投入水平（Lamb,Pleck,&Levine,1985;Pleck&Masciadrelli,2004）。

对父母教养投入展开的大量分析证实，父母教养在孩子的发展过程中具有非常关键的指导功能，是孩子合理应对敏感期的关键影响因素（李文道，邹泓，2003）；父亲教养投入通常和学业成就具有明显的相关性，跟性别角色存在一定联系，同时经过研究表明，还和心理社会发展等方面存在更加深入的相关性。还有学者在系统性分析后明确得知，父母教养投入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评估儿童的心理及行为适应，能够降低青少年采取危险行为的概率，父母教养投入和对青少年道德推理起到了一定作用，跟良心以及道德价值的内化存在密切的联系，除此之外，和亲社会行为的培养也具备非常显著的相关性。在此基础上，有学者针对儿童的发展作出了深入探讨，结论证实和母亲有亲密接触，对父母依赖性较强的儿童，跟好友的关系更加密切（于海琴，周宗奎，2004），同时父母在正面情绪表达上，也会对儿童的社会适应水平带来一定积极的影响（梁宗保,张光珍,陈会昌,张萍，2012）。

有研究者针对父亲教养以及母亲教养投入展开了深入探讨，结论表明两方面对儿童的发展都存在各不相同的作用(Amato，1998;Stolz，Barber，＆Olsen，2005)。其中，Day和Padilla-Walker(2009)表示，母亲教养投入对于亲社会行为有一定积极影响，父亲教育投入则对内外化问题行为具有消极影响。国内有大量研究结论证实，父亲教养投入也能够对亲社会行为起到积极作用(黎志华，尹霞云，蔡太生，苏林雁，2012)。参考上述内容，父母教养投入在相关儿童的发展过程中存在非常关键的作用，同时这样的作用具备一定全面性，父亲教养投入跟母亲存在一定程度的差异，所以在本文的探讨里，会对母亲和父亲两个层面的教养投入做出区别性研究，以此深入分析其中的作用机制。

对父母教养投入定义相关的探讨在国内发展较短，即便当前研究针对父母教养投入自身的特征做出了一定分析，同时还对亲社会行为以及父母协同等方面展开了大量研究，不过和父母教养投入作用机制相关的结论仍然比较匮乏，在跟心理资源的相关性上还应该进行更加深入的研究。本文重点分析留守儿童的父母教养投入，同时利用个体心理资本的相关变量，进一步分析父母教养投入在学校适应方面的作用模式。

1.1.2父母教养投入的结构

Lamb等（1985）优先针对父亲教养投入的定义作出了阐述，同时表明父亲教养投入属于父亲实现教养职能的关键渠道，对儿童的发展起到了非常显著的作用。该学者还参考父母和儿童互动的具体情况，制定了教养投入的结构模型，主要涉及到互动性、可及性以及责任性这三个维度；互动性表示父亲直观的对儿童进行照顾，常规行为包括玩耍等；可及性一般表示父亲跟孩子相对亲近，或许父亲并不会跟孩子直接联系，不过孩子在产生需要的情况下，父亲会及时采取帮助；责任性表示父亲对孩子在教养等方面的主要责任。该学者设定的结构模型在一定程度上是基于父亲教养投入的角度，不过该学者仍然表明父亲和母亲即便在投入水平上具备一定落差，仍然在结构上具备同质性，基于此，这一结构可以在母亲教养投入的研究中使用。之后即便有研究者明确了父亲教养投入的间接参与模式，也分析了在情绪和心理等方面的相关因素，但并不足以满足整体性要求。Lamb在父子互动的层面上切入，基于父亲教养投入的具体时间，充分考虑了父亲教养投入的详细内容和模式，三种维度之间区别相对清晰，涉及到直接以及间接两种不同的模式，呈现出显著的系统性、持续性、涵盖性，引起了学者的一致性认可。

在父母教养投入的评估中，国外有大量研究针对其中的互动性展开了深入分析[6，7]，但在可及性以及责任性等层面的研究还有待深入，所以在维度上呈现出单一性，所以这样的评估工具并不适用于特殊家庭。在部分相对特殊的家庭里，即便父母的其中一位跟孩子的直接互动频率较低，所以父母教养投入水平在互动性的层面也同样没有较高的得分，但这并不能够体现出可及性以及责任心角度的投入（伍新春等，2015）。在此基础上，就留守儿童而言，父母单方或者都持续分离的情况下，父母教养投入在互动性角度上的分值相对较低，这并不足以彰显在其余维度的投入。即便留守儿童和父母分离的现象客观存在，而且互动性维度的因素也很重要，但以互动性维度的信息来反映留守儿童父母教养水平的综合情况并不可取。参考上述原因，本文在研究环节把父母教养投入的三个层面展开并评估，以此反馈父母教养投入的整体水平。

伍新春等基于三维模型的研究成果，参考国内文化以及时代背景，对父亲教养投入的问卷作出了修正，以此为前提，全方位的反馈国内父母教养投入的具体内容，这在针对国内家庭父母教养投入展开的研究中体现出了适应性（伍新春，刘畅等，2015），所以本文在研究环节也会利用修正后的父亲教养投入问卷，本问卷和母亲教养投入的研究存在匹配性，在互动性以及可及性还有责任性这三个角度进行切入，对父母教养水平展开全方位评估。

1.1.3留守儿童的父母教养投入

留守儿童主要表示父母外出进行工作，或者其中一方外出，同时另一方不具备监护功能，低于16周岁的未成年，另外参考国内第6次人口普查的相关信息，国内留守儿童整体人数规模超过了6100万人，在所有儿童人数里的权重也达到了22.88%，这和上一次人口普查活动的信息对比，具有1.5倍的增长，留守儿童逐步成为弱势群体的问题，引起了国内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

所以就留守儿童来讲，父母双方或者单独一方持续分离是否意味着父母教养投入在留守儿童发展中并不存在作用？

在父母教养投入自身的结构上，只有互动性维度应该和孩子保持直接接触，其余维度都无需父母跟儿童建立直接接触也能起到一定作用（伍新春，刘畅，2015），特别是可及性维度，自身就表示父母跟孩子不存在直接互动，如果孩子产生需求，父母可以在有效时间内进行反馈，通常彰显于即便父母和孩子分离，也可以借助当代科技的媒介，让孩子体会到父母的存在（伍新春，刘畅，2015），这充分证实了，即便留守儿童跟父母持续分离，也无法抑制父母教养投入对孩子的作用。

另外，在理论模型的层面上，生态系统理论表明个体跟环境之间具有相关性，相互存在一定影响，家庭跟学校就是孩子发展的重要系统，两种系统自身的内部互动对儿童的发展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而系统外部相关性也和儿童的发展具备一定联系（Bronfenbrenner，1979）。另外，家庭系统理论也提到家庭属于儿童跟青少年成长的关键环节，家庭系统的作用发挥和儿童的成长有更加深入的联系，家庭系统的作用越明显，家庭成员的全方位发展就更加良好（Beavers&Hampson，2000）。所以，参考以上两种理论模型，父母教养属于家庭系统里对个体发展以及适应起到关键作用的变量，父母子系统能够借助亲子系统对孩子适应产生一定作用（Minuchin,1985;Bronfenbrenner&Morris,2006），同时父母教养投入也属于相对关键的概念（Lamb,Pleck,&Levine,1985;Pleck&Masciadrelli,2004）。参考以上观点，父母教养投入跟儿童具有显著的相关性，这样的相关性通常彰显在孩子成长的不同角度。同时由于留守儿童可以体会到父母教养投入，则父母教养投入也能够对留守儿童的成长发挥出不同程度的具体作用。

还有大量实证研究表明，父母教养投入跟留守儿童的发展具有非常显著的相关性，另外有学者证实，在儿童发展环节，父母起到了非常关键的作用，不管父母和儿童是否产生直接接触，都能够对儿童的社交网络起到一定影响（段玉香，2008）；又有一系列分析证实，即便父母和儿童保持分离的状态，但大量的关心以及间接接触也可以更好的评估儿童的能力，尤其是在学校活动以及社交等方面（Washington,Cryer-Coupet,&Coakley，2014）。基于此，就留守儿童来讲，和父母持续分离，不能够说明父母不作为，父母教养投入还是会对留守儿童呈现出一定作用。不过针对国内当前的研究结论来讲，这一关键变量并没有得到重视，很少被提到。在现存的和留守儿童父母教养有关的结论中，留守儿童与众不同的家庭结构，尤其是父母外出务工，以及国外海员或者军人家庭，考虑到这种家庭里父母角色的缺失现象比较严重，对儿童的健康照顾也不够多，所以呈现出教养监督管理程度较低的问题，或者缺乏沟通等现象，让父母教养投入里的互动性以及责任性方面的得分显著减少（赵苗苗，2012；李小娜，2017；龚萍，2017）。

参考上述内容，就留守儿童来讲，即便和父母的分离属于常态现象，不过父母教养投入还是能够借助可及性维度作用于儿童成长的各种角度，对成长以及发展起到深刻的作用，这种作用无法被忽视且持续存在。过去的研究结论进行分析后，跟父母教养投入有关的内容还相对较少。本文的研究重点关注父母教养投入相关的内容，同时希望给过去的研究缺口进行一定程度的补充。另一方面，过去仅存的几篇和留守儿童父母教养投入有关的文献已经证实了在留守儿童的群体里，父母教养投入程度不足，不过对该变量和目前留守儿童范畴的关键话题——学校适应并没有进行深入探讨，所以本文会对两项关键变量的联系展开进一步分析，以此丰富研究结论。

　　1.2留守儿童学校适应

1.2.1学校适应的概念

学校适应（adjustmenttoschool）属于涉及层面较多的概念，具体的定义不够清晰，相关研究者存在差异性的观点；Ladd(1996)表明学校适应属于在学校条件下欢快的参加学校活动，同时得到学习成功的情况；Brch（1989)表明这一概念主要表示学生在校园的具体表现，另外还涉及到对学校的态度，还有参加学校活动的程度。徐剑（2008）表明学校适应主要表示学生借助积极的身心休整，在和学校环境相互作用的环节里，成功结束学业，达到学校的教育目标。还有部分研究者表明，学校适应主要表示学生在校园里体现出的社会行为(Baker，2006;Chen，Chen，＆Kaspar，2001;Wayetal．，2007)。而被同领域研究者认可更多的是Ladd提到的观点，也就是认为学校适应的具体概念，应该为学生在学校环境下欢快的参加学校活动，同时在学业上成功的程度（Ladd,Kochenderfer,&Coleman,1997;李文道,邹泓,赵霞,2003），基于此，本文在研究环节也借助这一观点对留守儿童的学校适应情况进行探讨。

学校适应可以充分彰显出儿童的社会能力，后续接触社会提供前提保障，学校适应优秀的孩子会呈现出更微弱的反社会行为，学校适应属于儿童社会化的关键流程（曹述蓉，2004）。

考虑到研究层面和目标的差异性，相关研究者使用了各不相同的指标。部分指标重点关注儿童的反社会行为以及社交关系，同时还考察了学习成绩跟心理等方面的信息；另一些研究者重点考察社会性和破坏性，从学业成就等角度作为切入点，进一步评估详细的指标；就当前文献而言，早期研究一般关注学生的辍学情况，分析学生的缺勤问题，后续则进一步关注学业跟成绩，重视学生认知能力的获取；但是目前大量研究重点关注学校条件下的学业以及情感等角度的适应。就国内而言，在学校适应的变量中一般涉及到两种量表：首先是X研究者陈英豪以及林文正经过详细研究后绘制的学习适应量表，其次还有方晓义等权威人士在2006年经过系统性分析绘制的适应行为量表。考虑到本文研究环节使用的具体概念，参考学校适应指标的普遍性，本文借助后者，也就是中小学生学校适应行为量表，来展开和留守儿童学校适应情况相关的评估工作，另外结合过去研究提到的多维度观点，从积极和消极两个角度对青少年的学校适应展开探讨。问卷涉及到65种具体项目，其中主要是积极指标——社会能力和消极因素——反社会性这两个层次。而社会能力又会在青少年自身、外界的两个层面切入，主要包括了自主管理、社交活动、学业成就三种因素；而反社会行为又涉及到情绪以及行为等不同层面的问题，一般表现为敌意、反社会活动以及破坏心理等相关现象。

1.2.2留守儿童的学校适应

就中学和小学城市的留守儿童来讲，学校是家庭之外最关键的学习以及生活的环境，学校适应跟留守儿童心理健康还有学业成就存在非常关键的相关性，在留守儿童领域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

就留守儿童学校适应情况而言，有很多研究证实，留守儿童的学校适应水平明显不足，相关问题比较严重，这是留守儿童研究范畴的核心问题，还有研究证实，留守儿童在学校中的适应水平更低，特别彰显在课业适应、社交适应以及自主适应的不同层面（黄颖，2015）；杨琴（2006）在经过深入探讨后，发现留守儿童在学业以及社交等层面存在一定局限性，迟到和旷课的现象比较频繁，大量留守儿童对于网络和游戏等具有一定依赖性，在心理上呈现为无助和空虚的感觉，对父母有一定负面情绪；周宗奎我深入研究表明留守儿童的学校适应情况相对较差，一般会体现在学习积极性不足等方面（周宗奎，孙晓军等，2005），留守儿童的学习适应水平不高，焦虑和孤独感比较严重（曹述蓉，2006）。即便有大量研究，都明确阐述了留守儿童在学校适应上的局限性，不过也有部分研究提出了差异性的观点，有关学者证实留守儿童在学习中具有一定积极性，同时学习习惯更好，适应力比较强，超过50%的留守儿童具备自主学习的能力（刘雅丽，何资桥，李佳峰，2011）等。

经过上述研究结论能够明确得知，有大量研究反映了留守儿童在学校适应上具备的局限性，所以对相关问题的影响因素和优化策略展开进一步分析，对于留守儿童学校适应力的提升有一定积极作用，目前已经成为了留守儿童研究领域的核心课题。

1.2.3留守儿童父母教养投入与学校适应

参考生态系统理论，个体和所在的相关系统存在比较密切的关联，相互起到了不同程度的作用，父母和儿童也是具备潜在联系的系统（Bronfenbrenner，1979），属于儿童社会性发展的重要课堂。还有大量研究表明，父母对于孩子发展的影响是持续的，同时在儿童的发展环节呈现出非常显著的作用；父母教养也和儿童的发展具有一定程度的相关性，是孩子成功应对敏感期的关键影响因素（李文道，邹泓，2003）。又有研究证实社会能力的发展，跟父母存在一定联系，家庭有比较深入的相关性（陈武，2013；谭锐,周晖，2017），也就是父母教养投入在儿童的社会化发展过程中具有显著的影响，学校适应属于评估儿童社会能力的关键指标之一。

家庭系统理论也明确提到了儿童属于青少年成长的关键环境，整个家庭系统功能的发挥程度和孩子的成长起到了一定联系，家庭系统功能的完善度越高，内部成员的身心健康程度越强（Beavers&Hampson，2000）。父母教养属于家庭系统里对个体发展以及适应起到重要作用的变量，在生态系统理论的层面进行研究，更明确得知父母子系统能够借助亲子系统对青少年适应起到一定作用（Bronfenbrenner&Morris,2006），所以父母教养是青少年适应水平的关键变量之一，学校则是儿童生活以及活动的客观环境，父母教养投入跟孩子的学校适应水平呈现出显著的相关性。

就父母教养跟学校适应的相关性而言，Patterson等学者设计了大量的结构方程，同时经过深入探讨提到：劣势的教育理念以及行为跟儿童的反社会性存在一定联系，家长错误的教育观念以及行为是儿童产生问题行为的核心影响因素，East的研究表明，社会性退缩的儿童觉得父母和自身的关系里没有体现出支持性，同时儿童行为也属于儿童学校适应的关键指标。还有研究证实，父亲教养投入和儿童的学业成就存在非常显著的关系，这也跟性别角色具备一定联系，在一定情况下还会影响到心理、社会发展等层面(Sarkadi，Kristiansson，Oberklaid，＆Bremberg，2008)，都显示出不同程度的积极影响。跟良心以及道德价值的内化存在密切的联系，除此之外，和亲社会行为的培养也具备非常显著的相关性。这都属于儿童学校适应水平的关键指标，也说明了父母教养投入会在不同角度上对儿童的学校适应水平起到一定作用。

其次，实证研究也给留守儿童父母教养投入跟学校适应的相关性带来了可供参考的内容，有研究表明父母外出务工造成了学校教育跟家庭的背离，所以留守儿童在学习目的上相对模糊，没有树立一个正确的学习态度，成绩上也反映出一定局限性（彭文波，高亚兵，2008）。还有研究表明，留守儿童由于缺乏父母的直接监管，所以很容易出现更多的问题行为（方晓义，范兴华，2010）；留守儿童作为特殊的群体，家庭生态系统相对较弱，父母子系统相对匮乏，其余监护人的介入程度过大，并未有充足的家庭条件支持，儿童子系统存在更大的压力，所以造成了大量的不适应现象（殷西华，2015）。

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就留守儿童来讲，父母教养投入和学习适应水平存在非常显著的相关性，同时留守儿童父母持续分离，所以父母教养水平不足属于常态现象，这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留守儿童学校适应不足的严重问题。

　　1.3逆境信念与留守儿童学校适应、父母教养投入

1.3.1逆境信念的概念

最近几年，逆境信念已经成为了非常关键的个体心理资源之一，同时引起了相关领域研究者的广泛关注。在概念上主要表示个体对逆境根本的认知，其中涉及到逆境的产生原因，还涉及到结果和应对措施等，个体在逆境中呈现出的积极观念可以给认知自身经历和采取应对措施提供前提保障，可以提高适应能力(Shek,2005)。还有研究证实，正面的逆境观念能够给儿童的适应能力带来非常积极的作用(Shek,2005)，个体只有积极的逆境观念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明确认知自身的处境，因此采取更加正确的应对措施，还能够在特定情况下帮助个体提高适应能力(Shek,2004,2005;Sheketal.,2003)。

参考专业的《中国人逆境信念量表》（Shek，2005），国内在逆境的文化信念上参考得分水平能够区别成两种类型，首先是和逆境相关的积极观念，其中重点关注逆境的积极价值，深入评估人类克服逆境的潜力，比较典型的就是有志者事竟成的观念；其次是和逆境有关的消极理念，认为个体在逆境条件下显得微不足道，重点关注逆境造成的消极作用，其中主要包括人穷志短等传统观念。个体在逆境中呈现出的积极观念可以给认知自身经历和采取应对措施提供前提保障，可以提高适应能力。有研究者经过深入探讨明确得知，正面的逆境观念可以帮助儿童提升在学校的适应能力，有效克服问题行为，尤其是反社会行为，同时这样的影响具备一定持续性(Shek,2004,2005;Sheketal,2003)，反社会行为则是本文展开研究的核心问题，尤其是针对学校适应里的消极指标，从中能够明确了解到积极的信念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提高弱视儿童保护力度。最近几年，逆境信念属于能够彰显国内文化特色的价值观，引起了相关学者的广泛重视，还成为了该领域的核心研究问题，不过国内与之相关的研究文献相对匮乏。又考虑到前文所述的内容，积极的信念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提高弱视儿童保护力度，所以，该问题的研究存在必要性，不过国内的研究深度不足；在目前存在的研究内容中，通常关注和消极以及积极情绪相关的内容，以及重点展开和生活满意度相关的研究（赵景欣，栾斐斐等，2017；孙萍，2017；徐婷婷，2016），但将其当做变量的研究还没有延伸到留守儿童的学校适应问题上，国内即便有研究表明逆境信念对于家庭经济压力和学生成就体现出非常关键的保障功能，但有关逆境心理和留守儿童适应能力的研究还相对不足，就当前结论而言，相关课题的深度和广度还有待提高。

1.3.2逆境信念与留守儿童学校适应

就留守儿童学校适应相关要素的分析而言，目前的研究更多关注留守儿童自身的特点，特别是留守儿童个体心理特征，同时已经证实了个体心理特征在学校适应里起到了非常关键的作用，其中，留守儿童的学业自我认同感跟学校适应具备显著联系（石雷山等，2017）；积极向上的自我认知，完善的自尊心等相关特征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优化留守儿童的学校适应能力（李盛林2016；金潇，2012）。

还有大量研究对留守儿童心理韧性进行了深入分析，而结论表明，心理韧性跟留守儿童的学校适应能力具备非常显著的联系，比较强的心理韧性在一定程度上意味着高水平的学校适应（孙萍，2018）。逆境心理属于关键的个体认知资源，同样被纳入心理韧性的内部因素范畴（Olssonetal,2003;胡月琴,甘怡群,2008）。有研究表明，正面的逆境观念可以帮助青少年提升学校适应水平，合理规避反社会行为，还可以降低药物滥用造成的影响，这种保护具备持续性(Shek,2004,2005;Sheketal.,2003)。所以，逆境信念是心理韧性非常关键的影响因素之一，属于不可或缺的个体心理资源，和儿童的学校适应存在比较显著的相关性。同时留守儿童是处在消极条件下的弱势群体，基于此，本文在研究过程中假定正面的积极信念能够提升留守儿童的学校适应能力。

　　1.4逆境信念与留守儿童父母教养投入、学校适应

当前研究证实，父母在儿童信念系统里承担了非常关键的功能，尤其在日常生活里，父母可以借助沟通和行为给儿童带来重要的“信念模型”(Boyatzisetal．，2006)，同时逆境信念属于一类个体认知自身经历，为采取应对措施提供前提保障的关键系统(Shek,2005)，也属于个体信念系统的关键组成内容，还有研究表明，优秀的亲子关系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帮助提升儿童逆境能力（Midouhas，Joshi，＆Tzavidis，2015)，同时这种认知层面的调整可以提升儿童适应性(Hinton，Pham，Tran，Safren，Otto，＆Pollack，2004)，并且就留守儿童粒径信念与相关结论而言，已经证实双亲外出的儿童在逆境信念水平上存在劣势（赵景欣等，栾斐斐等；2017），参考相关文献，留守儿童父母教养投入在一定程度上和逆境信念存在相关性。

参考前文提到的大量结论，留守儿童父母教养投入以及历经训练都可以从正面评估留守儿童的学校适应能力；留守儿童父母教养水平在一定程度上和逆境训练水平具有联系，所以，本文进行假设：逆境信念对于父母教养投入以及适应水平而言，具备中介的功能。就该假设而言，可以在本文三种关键变量的大量研究里进行佐证；若目前研究证实逆境信念在双亲外出儿童的父子、母子亲和层面以及积极心态里发挥了中介的功能（赵景欣等，栾斐斐等；2017）；还有研究者经过分析证实心理韧性和留守儿童适应性具备一定联系，同时留守周期拉长，韧性会降低；另外留守儿童跟父母联系程度较低的情况下，心理韧性也会受到消极影响（孙萍，2018）。所以本文则借助更加严谨和直观的实证研究来佐证相关作用体系的科学程度。

本文在和父母教养投入相关的文献内容里明确表示，父亲和母亲在教养投入上存在结构上的同质性，具体的作用存在一定差异。还有研究表明，父母在家庭里的角色存在差异，对比之中，母亲呈现出细心和敏感的特征，比较适用于儿童的情感交流，可以给儿童带来情感支撑(ElineL．，Mirjana，＆Bgels，2015;Fliek，Daemen，Ｒoelofs，＆Muris，2015);就父亲而言，在家庭里的自主性更加明显(Bgels＆Phares，2008)，在逆境中可以教育孩子，学会采取正确的应对措施(Paquette，2004;Verhoeven，Bgels，＆Bruggen，2012)。所以，从中能够大概理解到父母在教养投入中和儿童逆境信念的作用机制存在一定差异，同时过去对留守儿童逆境训练的研究结论证实，逆境信念在双亲、单亲外出这两种不同的群体里，体现出了各不相同的影响力和具体作用(张莉等，2014&赵景欣，张莉等，2017)。

参考上述内容，留守儿童父母教养投入实现的作用，从父亲和母亲两个角度，有各自的特征，基于此，本文会在两个层面对留守儿童学校适应能力，以及逆境信念的作用展开探讨。

　　1.5已有研究的不足

1.5.1研究问题与假设

对于留守儿童学校适应水平较低的问题，相关研究者对其投入了大量精力和时间进行分析，取得了比较丰富的结论，不过目前仍然存在两种显著的问题，首先是研究一般基于缺陷层面来分析影响因素，没有重视正面变量的作用。其次是研究的切入点相对单一，一般会倾向于考察外部因素，部分情况下也会单独讨论自尊以及自我认可等一系列内在因素，但综合内外因素展开结合讨论的结论或者文献丰富性还不足。

参考上述局限性，本文进行的突破有：

1.本文选择父母教养投入以及逆境信念这两种比较关键的正向变量，对留守儿童学校适应水平展开进一步分析，以此来突破传统研究方式的局限性。

2.本研究调整过去和留守儿童学校适应水平相关研究切入点过于单一的问题，通过父母教养投入作为外部因素，结合逆境信念单纯内部因素，深入分析其交互模式：就外部因素而言，相关研究者一般会重点关注社会支持、社会鄙视、经监护人的教养模式等不属于父母角度的因素，但之前的综述内容已经重点提到，即便父母并没有保持直接联系，父母教育投入还是会在留守儿童的发展过程中起到非常关键的作用，同时在留守儿童的研究范畴里，这种应该客观存在的变量并没有得到重视，本文则把留守儿童父母教养投入当成关键的变量，分析该变量和留守儿童学校适应的相关性，阐述和逆境信念的具体联系。

另外，和留守儿童学校适应相关的内部因素分析，一直都重点关注个体自我认可感，对于心理特征变量的重视程度较强，同时过去的研究里即便表明了留守儿童个体心理资源因素对学校适应水平起到了非常重要的影响，但并没有对相关心理资源因素进行更加深入的探讨，过去的研究对此也有所忽略。所以本研究则基于逆境信念这个比较关键的研究热点和留守儿童学校适应的联系，希望突破传统研究的局限性，在该前提下分析和留守儿童逆境信念有关的变量，也就是父母教养投入，从内部影响因素以及外部作用要素两种层面，明确解读三者的具体联系，以此给后续留守儿童发展带来可供参考的理论支持。

1.5.2研究问题与假设

1.父母教养投入跟学校适应的相关性

参考生态系统理论以及家庭系统观点，又综合之前阐述的研究结论，父母教养投入在一定程度上，能够正向评估儿童的学校适应能力，父母教养投入借助可及性对留守儿童起到作用，这样的作用存在可持续性。还有大量研究证实考虑到父母和留守儿童持续处在分离的状态之中，留守儿童父母教养投入具备一定局限性，这样的局限性对留守儿童学校适应水平起到了比较重要的作用，所以可以进行假设：

假设一：留守儿童父母教养投入和学校适应水平正相关

2.留守儿童的逆境信念与其学校适应水平的关系

逆境心理属于关键的个体认知资源，同样被纳入心理韧性的内部因素范畴有研究表明，正面的逆境观念可以帮助青少年提升学校适应水平，合理规避反社会行为，还可以降低药物滥用造成的影响，这种保护具备持续性(Shek,2004,2005;Sheketal.,2003)。所以，逆境信念是心理韧性非常关键的影响因素之一，属于不可或缺的个体心理资源（胡月琴,甘怡群,2008）。所以可以进行假设：

假设二：留守儿童逆境信念和学校适应水平正相关

3.逆境信念与留守儿童学校适应、父母教养投入的关系

参考之前提到的有关内容（1.5逆境信念和学校适应、父母教养投入）的，可以再一次进行假设：

假设三：逆境信念对于留守儿童父母教养投入和学校适应而言，具备中介的功能。

参考三种假设的具体内容，研究设定的假设作用模型可以表现为下图：

　　第二章方法

　　2.1被试

在湖北省范围内进行取样调查，选择醴陵市三个区域的特定学校作为样本，优先选取小学和初中阶段的留守儿童，在保证取样便捷性的情况下，回收问卷的数量达到了547份，由男生填写的问卷为303份，在整体中的权重为55.4%，女生为224份，权重是44.6%。年龄主要在14岁至19岁之间，而小学生的整体人数达到了293人，共计权重为47.4%，其余属于中学生。

　　2.2测量工具

2.2.1父亲教养投入量表

利用伍新春等（2015）修正后的父亲教养投入问卷，本问卷和母亲教养投入的研究存在匹配性，在互动性以及可及性还有责任性这三个角度进行切入，对父母教养水平展开全方位评估。问卷主要涉及到互动性，还有可及性以及责任性等三个不同的层面，一共涵盖了56种具体项目。另外问卷借助5点计分方式，0说明“从没有”，4说明“一直是”，得分和教养投入水平正相关。父亲问卷里，Cronbach’sα系数则会选择0.791，母亲问卷对应指标为0.836。问卷适用于三岁至18岁范围内的样本，符合信效度要求。

2.2.2中小学生学校适应行为量表

借助方晓义等（2016）绘制的小学校园适应行为量表，在本文里展开和留守儿童学校适应水平相关的评估工作，整个量表涵盖了65种具体的项目，主要涉及到社会能力以及反社会行为两个层面。前者覆盖了社交能力和自主管理以及学业等内容，具体有32种相关项目；后者主要涵盖了敌意、攻击、破坏等几种比较典型的内容，具体涉及到33种不同的项目。问卷借助5点计分方式，1说明“从没有”，5说明“频繁发生”。而验证性因子研究则表明，因子载荷都超过了0.43。

2.2.3中国人逆境信念量表

借助权威专家Shek的逆境信念问卷，在本文里开展了和留守儿童逆境信念水平相关的评估工作。整个量表一共涉及到9种项目，主要使用了6点积分方式，1说明“完全不认可”，6说明“完全认可”，分数和逆境信念积极性正相关，本文里这一量表的具体信度是0.70。

　　2.3研究程序

借助SPSS18.00、MPLUS8.0来展开和样本信息相关的数据统计工作，再利用数据结论对本文提到的假设模型完成检验工作，同时把数据结论用于进一步探讨。

　　第三章结果分析

　　3.1留守儿童父母教养投入与学校适应的相关关系

表1：主要变量的相关关系表

（注：*p＜0.05，**p＜0.01，***p<0.001，下同。）

借助皮尔逊积差来展开运算，得到父母教养投入、逆境信念、社会能力、反社会性等不同指标具体的相关系数，并将结论展示在表1当中，通过对相关结论展开的研究证实，父亲、母亲教养投入层面的相关系数是r，和社会能力有关的具体系数则是r1，具体数值是0.6，p低于0.001，父亲教养投入跟反社会性的数据是0.6，其中p低于0.01。社会能力跟反社会性的具体数据，即=-0.20，其中p低于0.01。在父亲角度的教养投入，跟反社会性的数据，即r2=-0.94，其中p低于0.05。在母亲角度的教养投入，跟社会能力的具体数据，即r1=0.26，其中p小于0.01，和反社会相关系数r2=-0.14，其中p小于0.05。父亲教养投入跟逆境信念的具体数据，即r3=0.16，p低于0.01，母亲教养投入跟逆境信念的具体数据，即r4=0.12，p小于0.01。逆境信念跟社会能力的具体数据，即r5=0.40，p低于0.01，逆境信念跟反社会行为的具体数据，即r6=-0.38，p低于0.01。所以通过表1的相关数据能够明确得知：父母教养投入跟社会能力、反社会行为符合正相关的要求；父母教养投入跟逆境信念符合正相关的要求；逆境信念跟社会能力符合正相关的要求，和反社会行为符合负相关的要求。

　　3.2逆境信念在留守儿童父、母教养投入与学校适应中的中介作用

图1逆境信念在留守儿童父母教养投入与学校适应中的中介作用

（注：图2中蓝色线段为父亲教养投入-逆境信念-学校适应路径，绿色线段为母亲教养投入路径-逆境信念-学校适应路径）

考虑到学校适应（社会能力、反社会行为）被当做因变量和自变量父母教养投入、中介变量逆境信念符合正相关的要求，所以参考温忠麟设计的检验中介效应的流程（温钟麟，侯杰泰，张雷，2005）展开检验：

第一，自变量父亲、母亲教养投入能够对学校适应做出对应的解释：父亲教养投入和社会能力的在经过回归计算后，可以得到具体的系数c1=0.28，（t=6.75，p＜0.001），另外，父亲教养投入和反社会行为进行回归计算后，可以得到系数c2=-0.10（t=-2.21，p＜0.005），母亲教养投入和社会能力经过回归计算后，可以得到系数c3=0.26（t=6.20，p＜0.001），母亲教养投入和反社会行为进行回归计算后，可以得到具体的系数c4=-0.10（t=-2.21，p＜0.05），都符合显著性要求，给后续分析提供了前提保障。

另外，父亲、母亲教养投入在作为自变量的情况下，能够对应的解释被当成中介变量外化联结的回归系数：=0.16（t=3.68，p＜0.001）显著，=0.12（t=2.88，p＜0.01）显著。再这样的情况下，c、a系数都满足显著性要求，能够进一步考察c’的显著性，若不满足显著性要求，则可以说明模型完全中介，c’显著性降低则属于部分中介。

借助Prosess插件，结合非参数百分位Boot-strap方法展开和逆境信念中介效应相关的显著性考察工作，将其抽样数设置成五千，置信区间设置成95%，最终可以表明逆境信念对父亲教养投入以及社会能力而言，具有部分中介的功能（中介效应=0.05，SE=0.02，95%CI=[0.02，0.08]）；逆境信念在母亲教养投入以及社会能力里承担了部分中介的功能(中介效应=0.04，SE=0.02，95%CI=[0.01，0.07])；逆境信念对于父亲教养投入而言，具有部分中介的功能(中介效应=-0.04，SE=0.02，95%CI=[-0.09，-0.01])；逆境信念对于父亲教养投入和反社会行为而言，具有完全中介的功能(中介效应=-0.06，SE=0.02，95%CI=[-0.10，-0.02])。

　　第四章分析与讨论

　　4.1研究结果讨论

4.1.1留守儿童父亲、母亲教养投入对其良好学校适应（社会能力）的影响

本研究表明，留守儿童父母教养投入都能够对学校适应起到非常积极的作用，这一结论充分证实了亲社会行为的影响因素模型，同时也和过去的研究结论呈现出一致性（黎志华等，2012;Padilla-Walker＆Christensen，2011；侯芬等，2018)。另外，本研究结论还证实了父亲以及母亲教养投入跟学校适应水平的作用机制有所不同，和过去研究结论相符合(Fagan，Day，Lamb，＆Cabrera，2014)，出现这类差异的主要因素或许跟社会以及历史发展存在一定相关性，在家庭角色分配里，父亲一般会承担起收入来源的责任，而母亲通常会在生活上提供更多的帮助。不过结论还表明，在这一模型里，父亲教养投入的作用明显超过了母亲教养投入，这一结论和过去的研究存在一定差异（侯芬，伍新春，2018）,同时图1还证实了母亲教养投入，可以表现出和学校适应水平较强的联系，不过父亲教养投入并不足以直接评估不良学校适应，尤其是反社会行为。出现这类差异的基本因素或许是考虑到对留守儿童来讲，母亲呈现出更加细心和敏感的特点，在情感上能够和儿童达成更加深入的交流以及共鸣，还可以为儿童带来比较重要的情感支持(ElineL．，Mirjana，＆Bgels，2015;Fliek，Daemen，Ｒoelofs，＆Muris，2015)即便外出务工，也能够借助电话等现代化通讯设备给孩子做出一定关心的行为，在不同层面上补充了自身和孩子分离过程中，孩子心理层面的空虚以及无助，基于此，母亲教养投入的差异程度不大，虽然这类弥补措施的效果并非完全显著，但仍然会作用在留守儿童成长和发展的各个层面，基于此，对留守儿童学校适应起到了一定的预测功能。这类行为还可以在一定层面上补充父亲教养投入的局限性，基于此，父亲教养投入只可以评估留守儿童正面的学校适应，对于预测反社会行为来讲，则不存在更加显著的作用。

4.1.2逆境信念的中介作用

本研究证实了逆境信念对于父母教养投入和学校适应水平而言，有比较重要的中介功能，具体的作用有一定差异；逆境信念对于母亲教养投入和学校适应水平而言，不管在正面或者负面的指标里都呈现出部分中介的功能，对于父亲教养投入和学校适应水平而言，尤其是积极指标的社会能力来讲，呈现出比较重要的部分中介功能，不过对父亲教养投入和学校适应的负面指标来讲，特别是反社会行为，则体现出完全中介的功能，这是本文的创新性结论。另一个角度来讲，程度较低的父母教养投入基本是借助降低逆境信念水平来对学校适应起到作用，反之，高水平的父母教养投入则借助提高逆境信念程度来优化适应水平，同时还能够借助其余要素来提升学校适应能力。

就逆境信念而言，对父母教养投入跟学校适应来讲呈现出一定程度的中介功能，这又再一次证实了逆境信念对父母教养投入和学校适应而言，具有中介功能的假设，和过去的研究结论具有互相弥补的作用：

就父母教养投入和优质学校适应的相关性而言，过去的研究表明，优秀的亲子依附关系对于父母教养投入和亲社会行为而言，具有部分中介的功能，亲社会行为也被纳入社会能力的范畴里；同时还有研究证实，社会支持能力可以明显评估儿童的学校适应能力，社会支持不仅包括父母层面的支持，还涉及到教师以及伙伴等多个方面的支持。刘万伦、沃建中（2005）作为该领域的权威学者，对中小学层面的留守儿童进行了大量的分析，结合实证研究可以明确得知，这一群体的学校适应情况跟师生关系具有非常重要的联系，师生关系又和伙伴关系存在一定相关性，其余学者表示父母教养投入可以提升亲社会行为(Yoo，Feng，＆Day，2013)，这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提高儿童和伙伴以及教师的社交能力，在反作用之下，优化了教师和伙伴支持的效果，最终对学校适应水平提供帮助。基于此，上述研究都能够证实父母教养投入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对逆境信念造成比较显著的作用，还能够借助这一方式来对社交关系、师生关系起到比较关键的影响，最终传导至学校适应的层面，所以，再一次证实了逆境信念在两者之间的部分中介功能，并非完全中介功能。

就父亲教养投入跟反社会行为的中介功能而言，父亲教养投入不足的情况下，会明显对逆境信念起到比较显著的作用，进一步对反社会行为起到一定作用，这一结论和过去的相关研究具备一致性。过去的研究已经证实，父母在儿童信念的养成环节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在常规生活里，父母也会借助沟通或者行为来给儿童带来关键的“信念模型”(Boyatzisetal，2006)。就父亲而言，在家庭里的自主性更加明显(Bgels＆Phares，2008)，在逆境中可以教育孩子，学会采取正确的应对措施(Paquette，2004;Verhoeven，Bgels，＆Bruggen，2012)。这是信念构造里不可或缺的资源。不过就留守儿童来讲，父母的其中一位或者外出务工，尤其是父亲采取这一行为所引起的亲子分离现象，会导致儿童接收不到有效的情感引导以及支持，对于信念的塑造起到了消极影响，很容易造成信念水平不足的问题，在不利的条件下出现消极心理，无法帮助提升学校适应水平，还会催生反社会表现。

　　4.2本研究对于提升留守儿童学校适应的启发

4.2.1父母教养投入对于留守儿童学校适应的影响

从上文的研究来看，父母教养投入不管是在理论的层面，或者从实际的角度，都可以体现出在适应水平上的积极影响，对孩子的综合发展具有不可或缺的作用，主要影响体现在学业成就之上，另外也能够彰显与心理社会发展等方面，同时还有大量研究证实，和母亲进行频繁的接触，对父母依赖现象比较明显的孩子，跟好友的关系更加密切，同时父母表达出来的积极心理，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提高儿童的社交水平。而在客观的层面上来讲，留守儿童的家庭存在一定特殊性，父母并不能随时陪在其身边，不过父母教养投入的持续进行之下，也能够借助可及性的渠道给孩子起到一定的作用，这一因素应该得到关注。留守儿童父母外出务工或者参与其他事务的情况下，应该频繁借助现代通讯工具和孩子进行密切的沟通，以此提升自身的教育投入力度，帮助学生适应学校的各种环境；而在家和孩子日常生活的一方，也应该和外出务工者展开密切交流，不应该在教育过程中出现比较显著的分歧，这有利于规避守门效应。

4.2.2逆境信念对于留守儿童学校适应的影响

就逆境信念和留守儿童学校适应相关性的研究而言，目前的研究，更多的关注留守儿童自身特点，特别是留守儿童个体心理特点的分析，当前结论证实个体心理特征对于学校适应情况起到了非常关键的作用，留守儿童的自我认可度和学校适应满足正相关的要求（石雷山等，2017）；正面的自我认知、优秀的自尊能力等一系列特征都可以正面评估以及优化儿童的学校适应能力（李盛林，2016；金潇，2012）。

另外，还有部分研究者针对心理韧性跟学校适应的相关性作出了分析，是在研究中表明心理韧性和学校适应能力具备非常明显的联系，强大的心理韧性能够提升学校适应能力（孙萍，2018）。逆境信念属于非常关键的个体认知资源，被纳入心理韧性的重要内部因素范畴（Olssonetal,2003;胡月琴,甘怡群,2008）。同时目前的研究结论证实，正面的逆境信念，可以帮助提高相关儿童的学校适应能力，有效克服反社会心理，可以规避药物滥用等严重问题，在作用上呈现出可持续性(Shek,2004,2005;Sheketal.,2003)。所以，逆境信念被当成心理韧性的核心因素之一，比较关键的个体心理资源，可以帮助处在不利条件下的儿童提高适应能力。同时留守儿童就属于不利条件下的代表性群体，在各种层面都具备一定劣势，基于此，本文提到的假设，即正确的逆境信念对于提升适应能力存在正面的影响。

4.2.3逆境信念与留守儿童父母教养投入、学校适应

同时逆境信念属于一类个体认知自身经历，为采取应对措施提供前提保障的关键系统(Shek,2005)，也属于个体信念系统的关键组成内容，还有研究表明，优秀的亲子关系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帮助提升儿童逆境能力(Shek,2005)，基于此，更应该被看作留守儿童这一代表性弱势群体存在小姐问题的核心影响因素。信念跟父母教养水平存在非常深入的相关性，更和外部教育模式以及社交条件存在一定联系，跟自身的成败经验也有所关联。考虑上述因素，在日常生活里父母应该进一步重视对儿童的教育力度，要明确言传身教的重要性，对于老师还有同学而言，也需要对身边的弱势群体保持密切的重视，通过积极的交流和沟通，让其体会到关爱，对亲情上的缺陷作出一定程度的弥补，为相关孩子带来优质的社交环境；尤其是学校在教育过程中，应该明确进行价值观的积极倡导，有效协助留守儿童树立正确的价值理念，逐步提升在学校范围里的适应能力。

过去的研究已经证实，父母在儿童信念的养成环节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在常规生活里，父母也会借助沟通或者行为来给儿童带来关键的“信念模型”(Boyatzisetal．，2006)。就父亲而言，在家庭里的自主性更加明显(Bgels＆Phares，2008)，在逆境中可以教育孩子，学会采取正确的应对措施(Paquette，2004;Verhoeven，Bgels，＆Bruggen，2012)。这是信念构造里不可或缺的资源。不过就留守儿童来讲，父母的其中一位或者外出务工，尤其是父亲采取这一行为所引起的亲子分离现象，会导致儿童接收不到有效的情感引导以及支持，对于信念的塑造起到了消极影响，很容易造成信念水平不足的问题，在不利的条件下出现消极心理，无法帮助提升学校适应水平，还会催生反社会表现。基于此，外出务工的父母必须要用尽所有方式以及借助现代化通讯设备跟孩子保持频繁的沟通，尤其要重视在情感上的交流，作为父亲而言，有必要提高和孩子的沟通频率，提升教养投入力度，要帮助孩子树立正确的价值理念，利用言传身教等有效方式，培养孩子在困难处境下的应对能力，从侧面来帮助提升在学校的适应能力，有效规避反社会行为。

　　4.3研究存在的不足以及未来展望

本文的局限性主要体现在两个层面，首先，研究属于比较典型的横向分析，所以并不能够在学生年龄出现变化的情况下及时跟进，无法明确了解到三项变量的发展和衍生关系；其次，在研究结束后没有持续的干预。如果时间满足要求的情况下，还可以借助更丰富的心理健康量表来展开大量评估，相关儿童的适应能力做出进一步的辅导和提升。

　　第五章结论

（1）就相关研究的结论而言，留守儿童在父母教养投入上的内容，以及逆境信念跟社会适应能力，还有在学校适应层面的相关消极信息，尤其是反社会行为，任选两个方面，都具备一定程度的相关性。而其中父母教养投入和留守儿童的社会能力存在比较典型的正相关联系，同时在和学校层面的消极信息对比之下，又体现出负相关的联系；父母教养投入跟逆境信念正相关；另外，结论还表明逆境信念和社会能力符合正相关的要求，同时还和反社会行为达到负相关的条件。

（2）留守儿童父母教养投入借助逆境信念里的中介功能对相关儿童的学校适应能力起到非常关键的作用；其次，逆境信念对于相关儿童母亲教养投入以及学校适应而言，具有一定程度的中介功能；逆境信念对于父亲教养投入以及学校适应而言，也呈现出一定程度的中介功能；但是对于父亲教养投入以及不良学校适应而言，则呈现出非常显著的中介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