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目的：探讨大学生父母教养方式与社交回避及苦恼之间的关系及心理弹性在其中扮演的中介作用。方法：采用父母教养方式量表、青少年心理弹性量表和社交回避及苦恼量表，对322名大学生被试进行问卷调查，通过逐步检验法分析心理弹性的中介效应。结果：（1）大学生父母教养方式在性别、生源地和年级上存在显著差异；（2）大学生心理弹性在生源地上存在显著差异；（3）大学生社交回避及苦恼在性别、生源地和年级上存在显著差异；（4）大学生父母教养方式中的父母关爱因子、父母鼓励自主因子与心理弹性呈显著正相关，与社交回避及苦恼呈边缘性负相关；父母控制因子与心理弹性呈显著负相关，与社交回避及苦恼呈显著正相关；心理弹性与社交回避及苦恼呈显著负相关；（5）心理弹性在父母教养方式和社交回避及苦恼之间起完全中介作用。结论：父母教养方式是影响大学生社交回避及苦恼的重要因素，心理弹性在父母教养方式和社交回避及苦恼之间起完全中介作用。
关键词：父母教养方式；社交回避及苦恼心理；弹性中介效应
1引言
1.1研究背景
在如今的社会大环境下，经济与文化飞速发展，人与人之间的交往互动越加频繁，人们对人才的社会交往能力也越发看重。大学生作为社会生产的预备军，也即将步入复杂的社会活动，为了提高核心竞争力，社交能力必不可少。我国大学生在进入高校后拥有更多的自主时间，大部分大学生会选择参加各种活动或社团以促进自身全面发展。但是部分大学生在社交场合无所适从，从而回避社交，社交技能得不到锻炼，社交经验得不到提高，最终严重阻碍其自身的健康发展[1]。幸蓉、王佳权研究发现：大学生群体中普遍存在或多或的少的社交问题[2]，大家应该对其重视。
影响大学生社交问题的因素是多样的。部分大学生出现社交问题是由于主观因素，在社交场合过度紧张，对社交有着过多的负面的认知，从而不能良好地调节自己的心态，没办法对社交环境对出调节与适应，即心理弹性水平太低导致社交问题的出现。杨红培的研究表明：心理弹性对社交焦虑有一定的预测作用，心理弹性水平越高，社交状况越好[3]。还有部分大学生出现社交问题是由于客观问题。很多研究结果表明：父母教养孩子的方式会影响孩子今后的社交能力及出现的社交问题。而很多的是主客观因素相互作用共同影响孩子的社交问题。父母采取何种教养方式可能会影响孩子今后遇到苦恼时的耐挫能力，教养方式越积极，则越容易增强孩子的心理弹性水平，而心理弹性水平较高的人今后在社交上也会较少出现回避倾向及心里苦恼的情感反应。
根据已有的研究，我们发现父母教养方式对社交回避及苦恼有一定的影响作用，心理弹性对社交焦虑也存在影响，而社交焦虑与社交回避及苦恼高度相关，所以推测心理弹性对社交回避及苦恼有一定的影响。不过目前缺乏有关父母教养方式、心理弹性、社交回避及苦恼三者之间的关系研究。因此，本文欲探究大学生父母教养方式、社交回避及苦恼和心理弹性之间的相关关系，并验证心理弹性在前两者之间的中介效应，有利于家长意识到健康的教养方式的重要性，以便大学生提高自身的心理弹性水平，从而减少社交问题。
1.2概念界定
1.2.1父母教养方式
目前对于父母教养方式的具体定义，国内外学者还存在稍许分歧,至今尚未达成一个统一的、明确的共识。国外学者鲍姆德林认为“父母教养方式是父母在抚育子女过程中，对孩子的要求和行为的及时的反馈[4]”。张文新把父母教养方式的概念定义为：父母在教育和培养子女过程中在抚育子女的观念、行为和情感上所体现出来的一种具有相对稳定性的行为形式[5]”。陈陈认为“父母教养方式是父母在抚育孩子的活动中，是父母经常会采用的相对稳定的方法和行为的概括[6]”。
本研究对父母教养方式的定义更倾向于我国学者对父母教养方式的总结，即父母在教育和抚养子女过程中经常会使用的较为稳定的态度和行为方式。
1.2.2社交回避及苦恼
社交回避及苦恼的概念最早是由Watson和Friend于1969年提出的[7]，他们认为社交回避及苦恼是个体在社交场合中会出现的回避行为和苦恼的感受，主要分为社交回避的行为和消极的情绪。社交回避的反面只是“不回避”社交而非参与社交活动，而社交苦恼是一种情感情绪反应。
本研究将社交回避及苦恼定义为个体回避社会交往的倾向和不得不面对社交时出现的苦恼的负面情绪体验。
1.2.3心理弹性
心理弹性的概念是由X心理学家Anthony于上世纪70年代最先提出的,从提出起就是国际心理学界研究的热点,并在各个领域的到受到越来越多的重视与运用。但是心理弹性的定义同父母教养方式的定义一样在国内外学术界中还没有达成共识。其定义主要分为三种：一是结果性定义：心理弹性是根据个体适应困境的结果的良好形象来判定[8]；二是品质性定义：心理弹性作为个体所具有的的一种能力和素质，是个体的一种特征[9]。三是过程性定义：强调心理弹性在个体与环境之间互动过程中的作用，是一个动态的发展进程[10]。
本研究对于心理弹性的定义更偏向于：心理弹性是应对待挫折和压力时的能力，是个体在面对挫折、压力时的反弹，是一种良好的回应。
1.2.4中介效应
中介效应是指，自变量X对因变量Y的影响是通过M来实现的，那么M就是X和Y的中介变量。研究中介作用的目的是为了探索在已知的X和Y关系的基础上的内部作用机制[11]。而中介效应是由中介变量产生的作用。
其中，三者之间的关系可以这样描述：路径c是X对Y的总效应，路径a、b是经过中介变量M的中介效应,路径c’是直接效应[12]，效应之间的关系为：c=c’+ab[12]。
1.3研究的现状
1.3.1父母教养方式的研究现状
从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我国研究者开始重视起父母对子女的抚养和教育方式的研究。我国学者对父母教养方式的影响因素研究多是从人口学变量因素进行探究。学者徐锦华、曾丽萍等人对父母教养方式的研究发现：“父母教养方式与父母的职业、家庭成员关系、家庭内部结构、个体受教育程度这四个方面具有很强的相关性[13]”。王颖的调查也显示：“父母教养方式与父母的文化水平之间有着十分显著的关系。初中及初中以下文化水平的父母对孩子采取更多的严厉处罚、训骂的教育方式；高中至大学的文化水平父母采取更多的干涉限制、拒绝的教育方式；大学或大学以上文化水平的父母会采取更多的民主自由、尊重的教育方式[14]”。范正基的研究发现：“大学生父母教养方式中的某些因子分别存在性别、地域和年级差异，其中男生在父母拒绝因子上的得分要显著高于女生[15]”。
总之，国内大多数关于大学生父母教养方式的研究结果发现：大学生父母教养方式中的个别因子会在性别、生源地、年级、父母文化水平等因素上存在差异性。
1.3.2社交回避及苦恼的研究现状
影响对于社交回避及苦恼的因素主要有性别、学科、是否独生子女和年级等。宋广文、郝丙辉对大学生石澳回避及苦恼的研究发现：“大学生社交回避行为及苦恼的性别差异不显著,但是存在显著的年级、系科之间的差异[16]”。王艳芝的研究则发现：“大学生社交回避行为及苦恼存在显著的性别、年级、是否独生子女和地域差异，女生比男生更少出现社交问题，大一、大四学生较大二、大三学生更少出现社交问题，独生子女、城镇学生分别较非独生子女、农村学生更少出现社交问题[17]”。
除此之外，代金芳等人的研究发现：“孩子的社交回避及苦恼问题会受到父母从小对其教养方式及父母的受教育程度、生活负性事件等因素的影响[18]”
1.3.3心理弹性的研究现状
我国学者对心理弹性的研究起步比较晚，所以研究较少，且大多数研究的对象是特殊群体，比如留守儿童、离异家庭子女、经历重大灾难的人群等等。其中对中国大学生心理弹性的研究也多是从性别、生源地、是否独生和年级等因素进行分析。
逯嘉等人对大学生的心理弹性进行的研究结果发现：“普遍大学男生的心理弹性水平要略高于同一年龄组的女生的心理弹性水平，大一学生的心理弹性水平要高于大四学生，理工医科类专业学生的心理弹性要高于文科类专业学生，非独生子女、城镇学生的心理弹性高于独生子女、农村学生[19]”。学者张运红也对823名大学生进行了团体施测，结果发现：“大学生心理弹性在年级因素上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20]”。
1.3.4父母教养方式与社交回避及苦恼的研究现状
我国关于大学生父母教养方式与社交回避及苦恼的关系研究较少。其中宋广文、郝丙辉[16]对大学生社交回避行为及其苦恼体验的现状进行了研究，并分析其与父母教养方式之间的关系。结果发现：父母抚养和教育孩子的方式，尤其是父亲对子女的教养方式，与其子女今后会出现的社交回避行为与苦恼问题呈显著正相关，说明父母对子女的教养方式越积极健康，其子女今后会出现的社交回避行为和苦恼问题越少[16]。
1.3.5心理弹性与社交回避及苦恼的研究现状
目前我国对大学生心理弹性与社交回避及苦恼的关系研究是较为缺乏的，但是有学者对大学生的心理弹性水平与社交焦虑之间的关系进行了研究。丁洁、杨红培就对这两者的做了相关性研究研究，结果发现：大学生的心理弹性水平越高，其存在的社交焦虑越少[3]。而社交回避及苦恼量表与社交焦虑量表都是测量个体社交问题的，两者之间存在相似性，所以大胆猜测，大学生心理弹性水平越高，出现的社交回避及苦恼越小，两者是呈负相关。
1.3.6心理弹性与父母教养方式的研究现状
新西兰学者弗格森等人就不同类型家庭对个体心理弹性的影响进行了纵向研究调查，结果发现：家庭因素是影响个体心理弹性重要因素之一，家庭内部群体的质量会影响个体的心理弹性[21]。
我国学者张运红[22]用对153名大学生进行团体施测。结果发现：父母养育方式中的父亲情感温暖理解因子、过分干涉因子和母亲的温暖理解因子与心理弹性呈显著正相关。得出结论是父母在抚养和教育子女过程中对子女体现出越多的温暖理解，子女的心理弹性水平越高。孟繁莹[23]以社会支持为中介，探讨大学生父母教养方式与心理弹性之间的的相关关系，研究发现：大学生父母教养方式与心理弹性水平之间是具有显著的相关性的。
2研究方法
2.1被试
本研究采用随机抽样的方法，抽取某地级市一所本科院校的350名被试，收回有效问卷322份，其中男生151人，女生171人；城镇户口150人，农村户口172人；独生子女196人，非独生子女126人；大一98人，大二83人，大三75人，大四66人；父亲受教育程度为初中及初中以下155人，高中/中专/职高107人，大学/大专及以上60人；母亲受教育程度为初中及初中以下200人，高中/中专/职高87人，大学/大专及以上35人。
2.2测验工具
2.2.1父母教养方式量表
父母教养方式量表（PBI）由Parker根据依恋理论编制的[24]，具有良好的信效度。该问卷是一份自陈量表，评估个体16岁以前父母对个体的教育和抚养方式。量表分为母亲版和父亲版，父母版本各有关爱因子、鼓励自主因子和控制因子这三个因子，且各23个条目。该量表采用李可特4点计分形式，有分为正向计分和反向计分。我国学者刘琴等人结合我国的情况对该量表进行了修订和心理测量学指标的检验[25]，证明具有良好的信效度。蒋奖等人的研究也验证其信效度[26]。
2.2.2社交回避及苦恼量表
社交回避及苦恼量表（SAD）是由Watson等人编制[27]。该量表内容包括社交回避和社交焦虑两个维度，共包含28个条目，每个维度含14个条目。量表采取“是—否”方式评分，分正向计分和反向计分，个体得分越高，表示该个体社交回避及苦恼越严重。该量表的两个分量表的信度分别为0.87和0.85。彭纯子等对来自湖南某些高校的598名大学生和湖南某些中学的256名中学生施测验证了其信效度[27]。
2.2.3青少年心理弹性量表
青少年心理弹性量表（RSCA）是由北京大学心理学的胡月琴[28]等人于2008年编制。该量表分为两个分量表：个人力和支持力，其中个人力又包括目标专注、情绪控制、积极认知三个子量表，支持力包括家庭支持和人际协助两个子量表，共27个条目，采用五级评分法，分为正向和反向计分。胡月琴、甘怡群对RSCA的信效度进行检验，结果显示该量表的克伦巴赫α信度系数为0.801，内部一致性系数很好[28]。
3结果
3.1大学生父母教养方式的现状
3.1.1总体情况
通过对大学生父母教养方式进行描述统计，结果如表2：
从表3中可以看出，大学生父母教养方式中父亲关爱因子、父亲鼓励自主因子、父亲控制因子、母亲关爱因子和母亲控制因子在性别上不存在显著差异（p＞0.05）。而在母亲鼓励自主因子存在显著性别差异（p＜0.05），男生在母亲鼓励自主因子上的得分显著高于女生，说明母亲对男生更提倡独立自主。
3.1.2.2生源地差异
通过对不同生源地大学生父母教养方式进行独立样本t检验析，结果如表4：
从表5可以看出，大学生父母教养方式中的各个因子不存在显著的是否独生子女差异（p＞0.05），但独生子女学生在各个因子的得分高于非独生子女。说明大部分多子女家庭对子女的教养方式也是较为公平的，但是独生子女还是可能比非独生子女获得父母更集中的关爱和控制。
3.1.2.4年级差异
通过对不同年级大学生父母教养方式进行单因素方差分析，结果如表6：
事后检验表明，大学生父母教养方式中的母亲鼓励自主因子存在显著年级差异（p＜0.05），大三学生在母亲鼓励自主因子上的得分显著高于大一、大二的学生，大四学生在母亲鼓励自主因子上的得分显著高于大二的学生。
3.1.2.5父亲受教育程度差异
通过对不同父亲受教育程度大学生父母教养方式进行单因素方差分析，结果如表9：
表10表明：母亲受教育程度对大学生父母教养方式的影响不存在显著的差异（p＞0.05）。
3.2大学生心理弹性的现状
3.2.1总体情况
通过对大学生心理弹性进行描述统计，结果如表11所示。
从表12可以看出，大学生心理弹性总分不存在显著的性别差异（p＞0.05）。在大学生心理弹性各维度中，人际协助存在显著的性别差异（p＜0.05），男生在人际协助维度的得分显著低于女生，男生比女生可能更为独立。而在大学生心理弹性各维度中，目标专注、情绪控制、积极认知和人际协助不存在显著的性别差异（p＞0.05）。
3.2.2.2生源地差异
通过对不同生源地大学生心理弹性进行独立样本t检验，结果如表13：
从表14可以看出，大学生心理弹性总分不存在显著的是否独生子女差异（p＞0.05）。在大学生心理弹性各维度中，目标专注、情绪控制和积极认知不存在显著的是否独生差异（p＞0.05），但在家庭支持和人际协助上存在显著差异，独生子女得分要显著高于非独生子女，这可能是因为独生子女获得支持力更集中。
3.2.2.4年级差异
通过对不同年级大学生心理弹性进行方差分析，结果如表15：
事后检验表明，大学生心理弹性中的人际协助子因子年级差异显著（p＜0.05），大二、大三、大四的学生的得分要显著高于大一学生。
3.2.2.5父亲受教育程度差异
通过对不同父亲受教育程度大学生心理弹性进行方差分析，结果如表17：
从表19中可以看到大学生在社交回避及苦恼各因子及总体上的得分。社交回避及苦恼量表总分范围为0到28，社交回避和社交焦虑两个分量表得分范围为0到14，大学生社交回避苦恼总分的平均分为12.37，社交回避平均分为5.04，社交焦虑平均分为6.34。
3.3.2差异情况
3.3.2.1性别差异
通过对不同性别大学生社交回避及苦恼进行独立样本t检验，结果如表20：
从表21可以看出，大学生社交回避及苦恼在总分和各个维度上存在显著的性生源地差异（p＜0.05）。生源地为农村的学生在社交总分及各个维度的得分显著高于生源地为城镇的学生，说明农村的学生更容易在社会交往中出现问题。
3.3.2.3是否独生差异
通过对是否独生子女大学生社交回避及苦恼进行独立样本t检验，结果如表22：
事后检验表明：在大学生社交回避及苦恼总分中的社交回避存在显著年级差异（p＞0.05），大一、大二学生在社交回避上的得分显著高于大三、大四的学生。
表27表明：父亲受教育程度对大学生社交回避及苦恼的影响不存在显著的差异（p＞0.05）。
3.3.2.6母亲受教育程度差异
通过对不同母亲受教育程度大学生社交回避及苦恼进行方差分析，结果如表28：
从表29可知：大学生父母教养方式中的父亲关爱因子与心理弹性呈显著正相关，与社交回避及苦恼呈边缘性负相关；母亲关爱因子与心理弹性呈边缘性正相关，与社交回避及苦恼呈边缘性负相关；父亲鼓励自主因子、母亲鼓励自主因子与心理弹性呈显著正相关，与社交回避及苦恼呈显著负相关；父亲控制因子、母亲控制因子与心理弹性呈显著负相关，与社交回避及苦恼呈显著正相关；心理弹性水平与社交回避及苦恼呈显著负相关。
3.5大学生父母教养方式、心理弹性与社交回避及苦恼的中介效应检验
根据温忠麟等人提出的中介效应的检验步骤[30]，对心理弹性在大学生父母教养方式与社交回避及苦恼之间可能存在的中介效应进行分析。第一步分别以社交回避及苦恼作为因变量Y，以父母教养方式的各个因子作为自变量X，进行回归分析,得到路径系数c；第二步以心理弹性作为因变量Y，以父母教养方式的各个因子作为自变量X，进行回归分析，得到路径系数a；第三步以社交回避及苦恼作为因变量Y，以父母教养方式的各个因子和心理弹性同时作为自变量X，进行回归分析，得到路径系数b和c’。以下是大学生父母教养方式各因子、心理弹性与社交回避及苦恼的中介效应检验：
表32表明：在第一步中，父亲控制因子负向预测社交回避及苦恼；在第二步中，父亲控制因子负向预测心理弹性；第三步中，在父亲控制因子与社交回避及苦恼之间引入心理弹性，父亲控制因子对社交回避及苦恼的影响不显著，而心理弹性对社交回避及苦恼的影响依旧显著。因此，心理弹性在父亲控制因子与社交回避及苦恼之间起到了完全中介的作用。
表35表明：在第一步中，母亲控制因子负向预测社交回避及苦恼；在第二步中，母亲控制因子负向预测心理弹性；第三步中，在母亲控制因子与社交回避及苦恼之间引入心理弹性，母亲控制因子对社交回避及苦恼的影响不显著，而心理弹性对社交回避及苦恼的影响依旧显著。因此，心理弹性在母亲控制因子与社交回避及苦恼之间起到了完全中介的作用。
4讨论
4.1大学生父母教养方式的现状分析
本研究发现，大学生父母教养方式中，母亲各个因子得分高于父亲相同因子的得分，说明该大学学生的母亲普遍比父亲给予孩子更多的关爱和鼓励其自主，同时母亲也更多地对孩子施加管束和控制。这可能与普遍的传统家庭功能分工有关，在家庭中母亲比父亲可能跟多地接触和管教孩子，所以母亲在各个因子上的得分普遍高于父亲。
本研究发现，大学生父母教养方式在是否独生子女因素上不存在显著差异，但存在显著的性别、生源地和年级差异，男生在母亲鼓励自主因子上的得分显著高于女生，这可能体现了母亲对男生采取的教养方式是更多的鼓励其独立自主，对女生是更多的保护和控制，对女孩可能存在更多的呵护；城镇学生的母亲更多地鼓励子女独立自主，这可能是因为城镇的家庭在经济条件和思想观念上更有优势，也更注重培养子女的自主性；大三大四的学生在父亲鼓励自主因子上的得分显著高于大二学生，大三学生在母亲鼓励自主因子上的得分显著高于大一大二的学生，大四学生在母亲鼓励自主因子上的得分显著高于大二的学生；父母教养方式在父母受教育程度上不存在显著差异，与王颖[11]和李彦章[31]的研究不符，结果并不是明显的受教育程度越高，父母教养方式越积极健康，说明不论父母受教育水平如何，教养子女的方式差异不大。
4.2大学生心理弹性的现状分析
本研究发现，大学生的心理弹性总分在性别、是否独生、年级和父母受教育程度上不存在显著差异，但在个别维度上存在显著性别、是否独生子女和年级差异，女生和独生子女能获得更多的支持力，可能社会及家庭给予女生更多的包容和支持，男生和非独生子女则要更独立自主；大二、大三、大四的学生要比大一新生获得更多的支持力，可能是因为大一的新生刚进入大学，对大学生活还存在些许不适应。
大学生心理弹性总分存在显著生源地差异，生源地为城镇的学生心理弹性水平要显著高于生源地为农村的学生，可能与个人成长地方的经济条件及思想观念有关，城镇的发展一直走在农村的前面，所以生源地为城镇的大学生可以享受到更好的资源。这一结果与逯嘉等人的研究结果相似[16]，从各个维度中看也可以发现城镇学生比农村的学生在目标专注、情绪控制和家庭支持上的得分要高。
4.3大学生社交回避及苦恼的现状分析
本研究发现，大学生社交回避及苦恼中社交焦虑得分要高于社交回避得分，说明较之出现社交回避的行为问题，该大学的大学生更多会有社交苦恼的负面情绪体验，他们对社交有一定的焦虑和苦恼，但是却并不会直接回避社交。
大学生社交回避及苦恼总分在是否独生子女和父母受教育程度上差异不显著，在性别、生源地和年级上存在显著差异，女生和生源地为农村的学生分别比男生和生源地为城镇的学生存在更多的社交问题，部分女生和生源地为农村的学生可能更为内向羞涩，不擅长社交；大一大二学生在社交回避及苦恼总分与各维度得分显著高于大三大四的学生，可能是由于大一大二的学生刚从圈子比较小的高中出来，人际关系也较为单纯，社交需要也比大三大四的学生少，大三大四的学生在学校活动中承担更多的责任，且面临毕业，更多的需要社会交往，从而有更多的社交体验，所以大三大四的学生会有更多的社交烦恼。
4.4大学生父母教养方式、心理弹性与社交回避及苦恼的关系分析
从总体来看，大学生父母教养方式中的父母关爱因子、父母鼓励自主因子与心理弹性呈显著正相关，与社交回避及苦恼呈边缘性负相关；父母控制因子与心理弹性呈显著负相关，与社交回避及苦恼呈显著正相关；心理弹性与社交回避及苦恼呈显著负相关。其中父亲关爱因子与社交回避及苦恼、母亲关爱因子与心理弹性、母亲关爱因子与社交回避及苦恼虽然仅是呈边缘性相关，但是是由于样本数过少的原因造成的，当样本数达到一定多的数量时，其相关会更为明显。父母教养方式与社交回避及苦恼的相关关系与宋广文、郝丙辉[13]研究结果基本一致：父母采用越积极的教育方式，子女社交回避行为与苦恼的问题越小；父母教养方式与心理弹性的相关关系也验证了孟繁莹[21]的结论；已有的研究也表明：心理弹性对社交焦虑有影响作用。
4.5大学生父母教养方式、心理弹性与社交回避及苦恼的中介效应分析
本研究的结果表明，在父母教养方式、心理弹性与社交回避及苦恼三者之间的关系中，心理弹性是父母教养方式作用于社交回避及苦恼的中介变量，即父母教养方式对主社交回避及苦恼有直接的影响作用，同时父母教养方式以心理弹性为中介对社交回避及苦恼产生影响。这一结果验证了本文最初的假设。分析结果表明，积极健康的父母教养方式对社交回避及苦恼的的负向预测作用显著，说明父母教养方式越积极健康，社交回避及苦恼的问题越小。
通过对心理弹性的中介效应验证，发现心理弹性在父母教养方式与社交回避及苦恼之间起着完全中介作用。由此可见，父母教养方式越积极健康，个体对今后遇到挫折、苦恼时的抗压能力越强，从而形成较高的心理弹性水平，心理弹性水平较高的人在社交上也会较少得出现回避倾向及心里苦恼的情感反应。心理弹性作为重要的个体变量，在父母教养方式和社交回避及苦恼的关系中扮演着重要的中介作用。
5结论
5.1大学生父母教养方式各个维度在是否独生子女和父母受教育程度上不存在显著差异；在性别、生源地和年级上存在显著差异。
5.2大学生心理弹性总分在性别、是否独生子女、年级和父母受教育程度上不存在显著差异；在生源地和年级上存在显著差异。
5.3大学生社交回避及苦恼总分在是否独生子女和父母受教育程度上差异不显著；在性别、生源地和年级上存在显著差异。
5.4大学生父母教养方式、心理弹性与社交回避及苦恼两两相关分析结果表明，大学生父母教养方式中的父母关爱因子、父母鼓励自主因子与心理弹性呈显著正相关，与社交回避及苦恼呈边缘性负相关；父母控制因子与心理弹性呈显著负相关，与社交回避及苦恼呈显著正相关；心理弹性与社交回避及苦恼呈显著负相关。
5.5心理弹性在父母教养方式和社交回避及苦恼之间起完全中介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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