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生依恋与人际关系的相关研究——情绪调节方式的中介效应

　　摘要：本研究以大学生为被试，采用亲密关系经历量表、人际关系综合诊断量表和情绪调节方式问卷为研究工具，随机抽取347名大学生进行问卷调查。从性别、年级、生源地和是否独生子女这四个方面做了差异性检验，此检验涉及大学生依恋、人际关系和情绪调节方式三个变量，并在此基础上分析了三者之间的相互关系，结论如下：

　　（1）不同性别和是否独生的大学生在依恋回避上存在显著差异，不同年级和生源地的大学生在依恋焦虑上存在显著差异。

　　（2）不同性别和是否独生的大学生在人际关系中的接人待物上差异显著，不同性别的大学生在人际关系中的与人交谈上差异显著，不同年级的大学生在人际关系的异性交往上差异显著。

　　（3）不同性别的大学生在情绪调节方式的表达抑制上存在显著差异，不同年级的大学生在情绪调节方式的认知重评上存在显著性差异。

　　（4）大学生依恋回避和依恋焦虑与人际关系中的与人交谈、交际交往、接人待物呈显著正相关，大学生依恋回避与情绪调节方式的认知重评呈显著负相关；大学生依恋焦虑与情绪调节方式的表达抑制呈显著正相关；情绪调节方式的表达抑制和人际关系中的与人交谈呈显著正相关，与异性交往呈显著负相关。

　　（5）情绪调节方式是大学生依恋和人际关系的中介变量，起到了部分中介作用。

　　关键词：大学生；依恋；人际关系；情绪调节方式；中介变量

　　大学生这一群体是我们国家未来的中流砥柱，他们身上承载着家国社会赋予的希望。而我们大学生又处在20岁左右关乎个人抉择的关键时期，同时他们的生理和心理快速发展，伴随着的是他们的认知过程、情感过程、意志过程都有所波动。大学生进入大学之后，人际关系在他们的生活中占据了越来越重要的地位。根据多项调查研究的结果显示，人际交往中问题给大学生带来了很大的困扰。马加爵事件、大学生失恋跳楼事件、药家鑫事件等案例都警醒我们需要关注大学生心理健康。虽然这些只是大学生事件里比较极端的事件，不过仔细分析可以发现这些与大学生情绪调节方式存在着一定的联系。大学生在面对就业问题、考研问题、恋爱问题、人际关系问题时，经常会出现不同程度的焦虑，不能冷静地对待，正确应对或者处理这些问题，长此以往便会表现出不恰当的情绪。

　　进入大学之后，学生们必须要独立面对各类生活事件，依恋方式随着身份的转化已经转变为成人依恋。如果大学生能够建立恰当的的依恋关系，这可以使他们不仅可以与周围人保持亲密的情感关系，而且可以比较独立地开展自己的大学生活，那么他们在大学生活中就会有良好的体验和经历，使自己更善于乐观积极地的面对与处理生活中的各种事件。如果大学生在大学里总是不能和周围的同学建立起亲密的关系，脱离班集体，不关心同学，永远拒人千里之外，那么同学间的人际关系也会逐渐疏离，这也会影响到他的情绪，使他无法专心于处理生活中的事件。因此，大学生不同的依恋方式无形中会间接或直接地影响到他们的人际关系和生活体验。

　　根据以往的研究，可以发现成人依恋分为依恋回避和依恋焦虑，并且不同的依恋类型会影响到大学生情绪调节的方式。有的大学生个性冷静、能够客观地看待或者处理自己周围的事情，使用比较有效的情绪调节方式，然而有部分的大学生可能因为个人的认知模式方面的特点，不能冷静、客观地看待和处理自己周围的事件，内心比较脆弱，因此抗压能力也相应地变得比较差，遇事容易慌乱、六神无主，经常会有手足无措的感觉，而且更倾向于使用不良的情绪调节方式，而不同的情绪调节方式又会间接地影响到他们的人际关系。

　　1.2.1依恋

　　最早对依恋进行关注的研究者就是精神分析学派的创始人弗洛伊德，在他看来，“依恋的实质是儿童对能够满足其需要的抚养者最初的情感联结”。[1]精神分析学家JohnBowlby最早提出了依恋的概念。JohnBowlby经过调查研究认识到了母爱被剥夺的危险，并于1969年首次提出了“母—婴依恋”的概念。他认为，依恋是抚养者与幼儿之间的一种特殊情感连接，这种情感联结可被环境中一切合适的刺激所激起，是不需要通过学习而获得的一套本能反应。Bartholomew&Horowitz结合Bowlby的内部工作模型理论把自我、他人模型分别分为了积极和消极两种，从而提出了四种依恋内部工作模式类型，即安全型、专注型、忽视型和恐惧型。[2]

　　本文研究使用的是1994年Berman&Perling在他们的提出的依恋概念基础上，形成的一个全面的概念系统，认为成人依恋是个体接近他们主观上认为能够满足其生理、心理安全的特定对象的稳定倾向和寻求接近的实质努力。[3]

　　1.2.2人际关系

　　人际关系是由X人事管理协会在20世纪初首先提出的。人际关系是人类社会特有的现象，它是指人与人之间心理上的关系，反映的是个体或群体社会心理需要的满足状态。

　　本研究使用的广义的大学生人际关系，是指大学生和所有人之间产生的联系。大学生可以是这个关系的主体，同样地，大学生所交往的对象也可以是这个关系的主体。[4]

　　1.2.3情绪调节

　　由多种感觉、思想和行为综合产生的心理和生理状态称之为情绪。情绪包括一些最普遍、通俗的情绪，如喜、怒、哀、乐等，也包括一些细腻微妙的情绪，如嫉妒、仇恨、羞耻等。无论正面还是负面的情绪，都会引发人们行动的动机。意识是产生情绪重要的一环，很多看上去随意的情绪实际都经过我们认真的思考。情绪对个体的学习、记忆、推理以及生活和适应等都起着重要作用，个体的情绪反应应该要与生活环境的变化协调一致，但有时会与个体的生活环境与社会交往产生冲突，这就需要个体要生活环境不断进行情绪调节，转变自己的情绪状态，从而才能有效处理事件。

　　情绪调节的研究从20世纪80年代初的发展心理学开始，然而目前还没有形成确切定义。Dodge（1989）等认为，情绪调节是激发一种活动以调节（减弱、增强或改变）另一种活动的过程。[5]Thompson（1991）认为：“情绪调节是指个体为实现目标而进行的监控、评估和修正情绪反应的内在与外在过程。”郭德梭和孟昭兰（2005）认为情绪调节是为了适应外界情景和人际关系的需要而对情绪的内在过程和外部行为所采取的监控和调节。[6]

　　本研究使用的是Gross（2001）提出的情绪调节的定义，他认为情绪调节是“个体对具有什么样的情绪、情绪何时发生、如何进行情绪体验与表达施加影响的过程。”[7]

　　1.2.4中介效应

　　中介变量是自变量对因变量发生影响的中介，即自变量X通过某一变量M对因变量Y产生一定影响，则称M为X和Y的中介变量。本研究旨在探讨已知X、Y关系关系的内在机制[8]。而中介效应是通过中介变量的中介作用。

　　中介变量的作用原理如图1所示。其中，c是X和Y的总效应，ab是经过中介变量M的中介效应,c’是直接效应。当只有一个中介变量时，效应间的关系可表示为：c=c’+ab[9]。

　　1.3.1依恋的研究现状

　　田瑞祺（2004）以上海大学生为被试进行调查研究发现，依恋焦虑在重大生活事件预测心理健康中起中介作用。[10]华东师范大学的杨洁的论文中涉及了成人依恋风格与抑郁、抑郁倾向这几个方面的研究。[11]

　　1.3.2人际关系的研究现状

　　李玉彩（2002）研究发现乡镇的大学生比来自城市的大学生存在着更高的人际关系困扰。[12]郑雪（2004）等发现良好的人际关系能够获得支持性信息，能够确定自我价值，维持良好的心态。反之，则会导致自我价值感的的危机，引起焦虑。[13]

　　1.3.3情绪调节方式的研究现状

　　黄海涛（2008）研究发现青少年生活在复杂的社会环境中，面临各种负性情境在所难免，而良好的情绪调节策略的使用能显著降低负性情绪体验。黄敏儿等（2002）表情抑制可有效地掩盖情绪，促进社会适应，保护人际关系。

　　1.3.4依恋和人际关系的关系的研究现状

　　依恋关系的研究最初是针对婴幼儿与其母亲的关系进行的，但依恋连接却是持续存在的。依恋理论认为，依恋分割不仅会对个体的亲密人际如婚恋关系产生影响，还会影响个体的整个人际关系。1997年，Pietromonaco&barret认为依恋关系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与人际关系有关的社会交往行为。李敏（2011）等以北京四所高校的大学生为被试进行来了依恋类型与同伴交往关系的研究，发现安全型依恋个体比不安全型个体更容易与同伴进行交往。[14]孙远、桂莎莎（2012）研究了当前我国大学生依恋状况质量，发现依恋类型不同的个体，其自尊水平和人际关系上也相应地存在显著差异。[15]

　　1.3.5依恋和情绪调节关系的研究现状

　　国外一些学者如Kobak和Sceery（1988）认为依恋理论的本质就是情绪调节理论。雷雳、张雷（2002）提出依恋对象的支持和情绪有效性对孩子发展适应性的情绪调节有着重大的影响，这是个体发展开朗个性的重要特征之一。王力、张厚粲等（2007）的研究发现，重新评价策略在成人依恋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起中介作用，是成人依恋影响主观幸福感的主要因素。[16]

　　1.3.6人际关系和情绪调节关系的研究现状

　　李梅、卢家楣（2005）等研究发现良好人际关系的学生和不良人际关系的学生在四种情绪调节方式上差异显著，受欢迎的学生经常采用情感求助、认知应对和情绪展露三种情绪调节方式；有争议学生在情绪表露和认知应对这两种上比较多。[17]王金奎（2007）研究发现不同依恋类型的个体倾向于选择不同的情绪调节策略，并且他们经历的人际关系程度存在差异显著。展宁宁（2010）发现大学生正性情绪的情感分享、维持和负性情绪的转移、放松与人际关系困扰有着负相关关系。负性情绪的压抑、体验和发泄对人际困扰有显著地正向预测作用。[18]

　　1.3.7依恋、人际关系和情绪调节关系的研究现状

　　史宁（2012）研究结果显示情绪调节在成人依恋对人际关系的影响中起中介作用；表达抑制在依恋焦虑和依恋回避对人际关系的影响中起完全中介作用；认知重评在依恋回避对人际关系的影响中起部分中介作用。[19]王金奎（2007）研究发现不良情绪调节策略在成人依恋对人际关系困扰的影响中充当中介变量。情绪反应是依恋焦虑与人际关系困扰之间的部分中介，并且效应显著。[20]

　　本研究采用问卷调查的方法，随机抽取盐城师范学院本科学生380名作为被试进行调查，最后有效问卷一共有347份。其中有123名男生，224名女生；大一学生107人，大二学生88人，大三学生89人，大四学生63人；文科学生167人，理科学生180人；农村户口203人，城市户口144人；独生子女201人，非独生子女146人。

　　2.2.1ECR（亲密关系经历量表）

　　亲密关系经历量表是一个设计比较合理，信效度也较高的自陈量表。该量表是由36个题目组成，分为依恋焦虑和依恋回避两个量表，单题数为回避分量表，双题数为焦虑分量表，每个量表各有18道题。此外，根据公式计算，可得出四个相应的类型，分别为安全型、恐惧型、迷恋型和冷漠型，4个类型中得分最高的即为该个体的的依恋类型。该量表采用7级计分方式，1=非常不赞成、2=比较不赞成、3=有点不赞成、4=不赞成、5=有点赞成、6=比较赞成以及7=非常赞成。该量表中，反向计分的题目为：3、15、19、22、25、27、29、31、33、35。该量表大多用于测量恋人之间的依恋关系，同样也适用于同伴之间依恋的测量。值得注意的是，当我们在对大学生要对大学生群体进行调查时，该量表也适用于没有恋爱经历的大学生。[21]

　　2.2.2人际关系综合诊断量表

　　该量表是由郑日昌编写的，旨在测量人际关系的困扰程度，该量表共有28道题，分为与人交谈、交际交往、待人接物和异性交往四个维度，每个7个题目，每个题目都以“是”或“否”的方式作答，被试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进行作答，回答“是”得1分，回答“否”得0分。问卷总分和各个量表得分越高说明个体困扰程度越大，得分越低说明困扰程度越小。经检验，该量表的分半信度为0.78，Cronbachα系数为0.86。

　　2.2.3情绪调节方式问卷

　　本研究使用的是的Cross编制的《情绪调节方式问卷》，该问卷共包括10个题目，由认知重评和表达抑制两个分量表构成。其中认知重评6个题目，表达抑制4个题目，采用的是七级计分从“完全不赞同”到“完全赞同”。总量表的Cronbachα系数为0.96，认知重评的内部一致性系数为0.79，表达抑制的内部一致性系数为0.73。

　　3.1.1总体状况

　　通过将本研究结果作为样本，进行单样本t检验的差异分析，结果如表1：

　　表2中可以看出，大学生样本中，成人依恋为安全型的占13.3%，恐惧型的人占54.2%，迷恋型的人占9.5%，冷漠型的人占23.1%。

　　3.1.2差异检验

　　3.1.2.1性别差异

　　通过独立样本t检验对大学生依恋的性别差异进行分析，结果如表3：

　　从表5可以看出，在大学生依恋焦虑因子上，大一学生得分显著高于大四的学生。

　　3.1.2.3生源地差异

　　通过对大学生依恋进行生源地的独立样本t检验差异分析，结果如表6：

　　从表8可以看出，大学生人际关系总分的平均数为11.06，处于中等水平。在人际关系的各因子中，大学生的与人交谈与交际交往因子得分较高，分别为2.35和2.98，而大学生的接人待物因子得分最低，为1.67分。

　　3.2.2差异检验

　　3.2.2.1性别差异

　　通过独立样本t检验对大学生人际关系的性别差异进行分析，结果如表9：

　　从表11可以看出，在大学生异性交往因子上，大三、大四的学生的得分显著高于大一学生。

　　3.2.2.3生源地差异

　　采用独立样本t检验的方法对大学生人际关系进行生源地差异分析，结果如表12：表12大学生人际关系的生源地差异分析（M±SD）

　　从表14可以看出，大学生情绪调节方式总分的平均数为48.74，处于中等水平。在情绪调节方式的各因子中，大学生的认知重评因子得分较高，分别为32.55而大学生的表达抑制因子得分最低，为16.19分。

　　3.3.2差异检验

　　3.3.2.1性别差异

　　采用独立样本t检验的方法对大学生情绪调节方式进行性别差异分析，结果如表15：

　　从表16中可以看出,大学生情绪调节方式总分及表达抑制在年级上不存在显著性差异（p＞0.05）,不同年级的大学生在情绪调节方式的认知重评上存在显著性差异（p＜0.05）。

　　事后检验结果见表17：

　　从表19可以看出，大学生在情绪调节方式总分及认知重评、表达抑制各维度在是否独生上子女上差异不显著（p＞0.05）。

　　3.4.1大学生依恋与人际关系的相关分析

　　通过对依恋各与人际关系各的两两相关研究，结果如表20：

　　从表22可知：情绪调节方式的表达抑制和人际关系中的与人交谈呈显著正相关，与异性交往呈显著负相关。

　　以依恋回避和依恋焦虑作为自变量X，人际关系作为因变量Y，情绪调节方式作为中介变量M，进行中介作用效应检验。依据温忠麟等人提出的中介作用检验程序[22]，对依恋回避和依恋焦虑影响人际关系，依恋回避和依恋焦虑影响情绪调节方式，依恋回避、依恋焦虑和情绪调节方式影响人际关系作回归分析。具体结果如表23所示。①以大学生人际关系为因变量，依恋回避为自变量，进行多元线性回归分析，检验回归系数c是否具有显著性。结果显示：决定系数R2=0.086，β=0.293，t=5.682，P<0.001。②以大学生人际关系为因变量，依恋回避为自变量时，检验回归系数a是否具有显著性。结果显示：决定系数R2==0.001，β=-0.034，t=-0.625，P<0.01。③以人际关系作为因变量，依恋回避和情绪调节方式为自变量，进行多元逐步回归分析，检验依恋回避的回归系数c’和情绪调节方式的回归分析b是否具有显著性。结果显示：△R2依恋回避=0.086，△R2情绪调节=0.087，回归系数c’，β=0.291，t=5.653,P<0.001；回归系数b，β=-0.033，t=-0.631。

　　以大学生人际关系为因变量，依恋焦虑为自变量，进行多元线性回归分析，检验回归系数c是否具有显著性。结果显示：决定系数R2=0.019，β=0.139，t=2.613，P<0.001。②以大学生人际关系为因变量，依恋回避为自变量时，检验回归系数a是否具有显著性。结果显示：决定系数R2==0.000，β=-0.006，t=-0.115，P=0.908,不存在显著性，无法讨论情绪调节方式的中介效应。

　　本研究的大学生依恋类型中恐惧型所占的比例最大，高达54.2%，迷恋型所占比例最少为9.5%，与2004年田瑞祺在大学生中的调查基本一致。国外大多数的依恋研究中都是安全型的比例最高。[23]这主要是由中外文化和习惯的不同造成的，西方文化中多鼓励通过肢体接触（如拥抱、亲吻）这种比较亲密的动作传递情感，人们之间的交往也都比较开放。然而中国人深受传统文化的影响，如男女授受不亲，大大限制了异性的交往，并且表达感情的方式也比较含蓄内敛，在日常生活中亲密的行为也较少。长期以来，这种固定的认知和行为模式使我国大学生偏好采用回避策略，因而更容易导致焦虑回避恐惧型的恋爱关系。

　　在性别上，大学生依恋回避上存在显著差异，大学男生依恋回避的得分显著高于大学女生；依恋焦虑在性别上差异不显著。可能是由于在传统教育下，对男女的教养方式不一样，因而导致男女依恋态度上的差异。如要求男性自强、坚韧、“男儿有泪不轻弹”，然而对于女性的要求没有这么苛刻，因而导致男性在人际关系中往往趋向回避。

　　在年级上，大学生依恋焦虑在年级上存在显著差异，大学生依恋回避差异不显著。大一新生的依恋焦虑程度最高，大二大三时慢慢降低，大四学生得分最低。这可能是由于大一新生刚刚步入大学，要面临一系列生活事件，不仅要专心学习，而且要开始住校，独立父母生活，处理和室友之间的关系，这也使得大一新生的依恋焦虑迅速上升。开始适应大学生活后，且独立意识和自我意识不断增强，大学生能够从容的应对和处理生活事件，这使得他们的焦虑分数逐步下降，大四时最大。

　　在生源地上，大学生依恋回避差异不显著；依恋焦虑上差异显著，城镇大学依恋焦虑的得分显著低于农村大学生。这可能是由于农村经济条件仍然要落后于城市，不少父母出去打工，留下孩子在家和爷爷奶奶生活，这使得孩子不能享受到和父母之间的亲密关系，不能及时表达想法。孩子们长大后，由于小时候缺少父母的陪伴遇到异性关系时焦虑分数大大增加。

　　在是否独生上，大学生依恋焦虑不存在显著的差异，依恋回避上差异显著，非独生大学生依恋回避的得分显著高于独生大学生。可能是由于父母在有了第二个孩子之后，某些方面忽视了第一个孩子，使孩子不能拥有当初那份完整的爱，心理上开始缺失，在人际交往中容易回避、逃离。

　　本研究中大学生人际关系总分的平均数为11.06，处于中等水平。在人际关系的各因子中，大学生的与人交谈与交际交往因子得分较高，而大学生的接人待物因子得分最低。

　　在性别上，大学生人际关系的交际交往与异性交往差异不显著；大学生人际关系的与人交谈与接人待物差异显著，大学男生与人交谈和接人待物的得分显著高于大学女生。这可能跟男性与女性的先天遗传和后天的教养方式有关。中国的传统教育深刻地影响着中国人，家长和老师按照传统观念教育孩子，告诉他们应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长此以往，大家的思维意识里就会有一种固定的模式。就遗传素质而言，男性相对于女性来说更加理性，在解决问题时采用更加成熟的方式，能够更好地处理好人际关系。

　　在年级上，大学生人际关系的与人交谈、交际交往与异性交往上差异不显著，不同年级的大学生在人际关系的异性交往差异显著。在年级上，大学生接人待物存在显著的差异，其他年级学生得分远远不如大二学生，这可能是大二学生一方面相较于大一学生，适应了大学生活，开始交了越来越多的朋友，能够从容的处理遭遇到的人际关系；另一方面相较于大三大四学生忙碌的学习生活，他们的学习压力较小，有更多的时间进行人际交往。大四学生接人待物得分显著低于其他年级，可能是由于大四学生学习任务比较繁杂、论文压力的增大、工作压力等而变得越来越患得患失，害怕失去，又担心自己的人际关系。

　　在生源地上，大学生与人交谈、交际交往、接人待物和异性交往差异不显著；这是因为现在城乡差距逐渐减小，城市和农村的初中生都能接触比较好的教育资源，父母也越来越重视孩子的心理和关注孩子的人际关系，生活质量和水平都比较高，对人际关系比较满意，感到幸福。

　　在独生上，大学生与人交谈、交际交往和异性交往在是否独生上上差异不显著；大学生接人待物在是否独生上差异显著，独生大学生接人待物的得分显著高于非独生大学生。无论是独生子女，还是非独生子女，都在人际关系、学习压力、丧失和其他方面面临着一些生活事件，另一方面，独生子女都能享受到父母更多的的爱与关心，从而在人际交往中，更好的进行交往。

　　大学生情绪调节方式总分的平均数为48.74，处于中等偏上水平。在情绪调节方式的各因子中，大学生的认知重评因子得分较高，而大学生的表达抑制因子得分次之，且认知重评的均值高于表达抑制的均值。这说明了大学生偏向使用认知重评的情绪调节策略。宋欣欣（2007）的研究结果说明大学生更多的使用认知重评的情绪调节策略。[24]

　　在性别上，大学生情绪调节方式的表达抑制存在显著差异，大学男生表达抑制得分显著高于大学女生；情绪调节方式的认知重评和总分不存在显著差异。家庭教养方式的差异、社会风俗对不同性别有不同的期望，这些使男女在情绪表达上存在差异。女孩哭泣时会被安慰，而男孩却被要求坚强，否则会被看做没有男子气概，类似的事情造成了男生更偏向使用表达抑制的情绪调节策略是自己的性别角色符合社会期望。

　　在年级上，大学生在情绪调节方式总分及表达抑制上差异不显著，大学生在情绪调节方式的认知重评上存在显著性差异。大一学生的认知重评高于大二大三，大四最高。何晓飞（2009）年以河北地区大学生为被试的调查发现，大一和大四。大二和大三学生之间的认知重评水平没有显著差异。[25]这与本研究的结果不一致，可能是本研究取样来源比较狭窄，不具有概括性。

　　在生源地上，大学生在情绪调节方式总分及认知重评、表达抑制各在生源地上差异不显著。这可能是随着时代的进步和经济的发展，无论是城市大学生还是农村大学生，家长、教师、学校甚至社会各界人士都越来越注重孩子的身心健康问题，会尽己所能给予孩子最大的支持，鼓励孩子表达自己的想法。

　　在是否独生上，大学生在情绪调节方式总分及认知重评、表达抑制各上差异不显著。这可能是因为父母的观念跟随时代的脚步不断更新、与时俱进，即使是处于非独生子女家庭，父母也不会因为照顾弟弟妹妹而疏忽对哥哥姐姐的关心，为人父母者会照顾好自己的每一个孩子，给予孩子自己最大的爱和支持，努力让每个孩子勇于说出自己内心的想法。

　　在依恋与人际关系的研究中，本研究结果发现：大学生依恋回避与依恋焦虑与人际关系的与人交谈、交际交往和接人待物呈显著正相关。这表明依恋回避水平和焦虑水平越高的个体遇到的人际关系困扰越大。个体越是焦虑、回避，在与人交谈，交际交往和接人待物上遇到的困难越大。

　　在依恋与情绪调节关系的研究中，本研究结果发现：大学生依恋回避与情绪调节方式的认知重评策略呈显著负相关；大学生依恋焦虑与表达抑制呈显著正相关。这说明使用认知重评亲故调节策略的个体依恋回避水平较低，使用表达抑制策略的个体依恋焦虑水平较高。

　　在情绪调节和人际关系的研究中，本研究结果发现：情绪调节方式的表达抑制和人际关系中的与人交谈呈显著正相关，与异性交往呈显著负相关。这说明个体越是倾向于使用表达抑制的情绪调节策略，与人交谈遇到的困扰越大，然而与异性交往遇到的困扰会大大降低。

　　本研究结果表明，在大学生依恋、人际关系与情绪调节三者间的关系中，情绪调节是依恋作用于人际关系的中介变量，即依恋对人际关系有直接的影响作用，同时依恋以情绪调节为中介对人际关系产生影响。这一结果证实了本文最初的假设。

　　分析结果表明，成人依恋的依恋回避和依恋焦虑对人际关系和情绪调节方式有较好的预测作用。通过对情绪调节的中介效应进行验证，发现情绪调节方式在大学生依恋与人际关系间间起着部分中介作用。

　　在大学生学生样本中，成人依恋为安全型的占13.3%，恐惧型的人占54.2%，迷恋型的人占9.5%，冷漠型的人占23.1%。在性别上，大学生在依恋回避存在显著差异，大学男生得分显著高于女生，在依恋焦虑上差异不显著；在年级上，大学生依恋焦虑存在显著差异，大四学生得分远远不如大一学生，大学生依恋回避差异不显著；在生源地上，大学生依恋回避差异不显著，在依恋焦虑上差异显著，农村大学生得分显著低于城镇大学生；在是否独生上，大学生依恋焦虑差异不显著，依恋回避上差异显著，非独生大学生得分显著高于独生大学生。

　　大学生人际关系总分的平均数为11.06，处于中等水平。在人际关系的各因子中，大学生的与人交谈与交际交往因子得分较高，而大学生的接人待物因子得分最低。在性别上，大学生人际关系的交际交往与异性交往差异不显著，大学生人际关系的与人交谈与接人待物差异显著,男生得分显著高于女生；在年级上，大学生人际关系的与人交谈、交际交往与异性交往上差异不显著，不同年级的大学生在人际关系的异性交往上存在显著差异，大一学生得分远远不如大三、大四学生得分；在生源地上，大学生与人交谈、交际交往、接人待物和异性交往差异不显著；在是否独生上，大学生与人交谈、交际交往、和异性交往差异不显著；大学生接人待物上差异显著，独生大学生接人待物的得分显著高于非独生大学生。

　　大学生情绪调节方式总分的平均数为48.74，处于中等水平。在情绪调节方式的各因子中，大学生的认知重评因子得分较高，而大学生的表达抑制因子得分最低。在性别上，大学生情绪调节方式的表达抑制差异显著，大学女生显著低于大学男生，在认知重评和总分上差异不显著；在年级上，大学生情绪调节方式总分及表达抑制不存在显著性差异，大学生在情绪调节方式的认知重评上存在显著性差异，大二学生得分显著低于大四学生；在生源地上，大学生在情绪调节方式总分及认知重评、表达抑制各在生源地上差异不显著；在是否独生上，大学生在情绪调节方式总分及认知重评、表达抑制各上差异不显著。

　　大学生依恋回避与依恋焦虑与人际关系的与人交谈、交际交往、接人待物呈显著正相关；总体上看，大学生依恋与人际关系呈显著正相关。大学生依恋回避与情绪调节方式的认知重评呈显著负相关；大学生依恋焦虑与表达抑制呈显著正相关。情绪调节方式的表达抑制和人际关系中的与人交谈呈显著正相关，与异性交往呈显著负相关。

　　情绪调节方式是大学生依恋作用于人际关系的中介变量，起到了部分中介作用，即依恋一方面直接影响人际关系，另一方面通过情绪调节间接影响人际关系。

　　首先，作为大学生，第一，要学会认知自身的情绪，从而妥善的管理好自己的情绪，与此同时也要顾及他人的情绪，努力形成良好的情绪调节策略，不要过分地苛求或抱怨现实环境，而要从自身做起，切实提高个人的情绪调节能力。第二，努力提高自身的心理适应能力和抗压耐受能力，学会一些释放和缓解压力的方法，这样即使在遭遇消极生活事件如学习压力过大时，也能运动已经形成的情绪调节策略，及时调整自己的心态，以积极乐观的态度去应对这些生活事件。第三，努力提高自控能力，克服紧张情绪，避免急躁情绪，摆脱自己的消极情绪，学会放松，合理的宣泄。最后，当我们在学有余力的同时应该努力拓展自己的语言交际能力，以此来获得在人际交流上的满足感，争取可以独立地开展在已有的人际关系之外的人际交往。只有做到上述几点，我们大学生才能真正从心理上适应和接受大学生活，建立良好的人际关系。

　　其次，作为学校，第一，各高校在新生入学时应该提供一些心理援助，例如给新生进行心理摸底，对大学生的心理状况进行大普查。对于普查结果有问题的同学及时给予有效的心理干预。第二，应经常开展相关的个别心理咨询和团体辅导活动，对大学生这一群体中常见的生活事件特别是是学习压力和人际关系的相关问题做好及时有效地预防和解决，努力做到防患于未然，降低负性生活事件的发生率，特别是避免和防止其累积发生。第三，加强心理健康教育，促进大学生安全依恋的形成，并具体情况具体分析，针对不同类型的大学生进行针对性的辅导。作为学校心理辅导老师，也应该在日常生活中关注学生的身心发展状况，尤其需要关注某些在人际交往上存在问题的大学生，给予积极正向的引导，必要时提供人际交往方面的训练。第四，学校应建立家校联系制度，与家长形成紧密的联系，形成教育合力，这可以在大学生日常的学习与生活中为他们构建一套能够有效缓解和预防人际关系问题发生的社会支持系统，动员社会支持系统中的相关干系人对大学生提供有效地支持与帮助，并在对大学生给予客观支持的同时也要学会运用恰当合理的方式方法。

　　最后，作为家长，首先，要注重运用科学的教养方式，促进孩子形成安全型依恋。在儿童早期形成的依恋类型和依恋模式会影响其成年以后的依恋类型和模式，从而进一步影响孩子的社会交往能力。因此早期的家庭教育和环境会对孩子的安全依恋的形成是十分重要的。然而，我们传统的家庭和教养方式中存在着很多导致孩子不能形成安全依恋的因素，比如权威型的、溺爱型的和过分干涉型的父母教养方式。这说明了家庭是孩子接受教育的第一课堂，父母也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家庭教育是学校教育的基础，大多数孩子从家庭里感受父母的言行活动，从而对自身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家长要注意在日常生活中给孩子及时的积极反馈，了解孩子的需求，鼓励他们表达自己的感受和想法。其次，家长应该积极关注孩子的变化，多多关注孩子的身心健康，在孩子遇到困难时及时给予支持，但给予支持绝不意味着父母替孩子一手包办，代替孩子做事，导致孩子缺少独立自主的能力，形成不安全的依恋。而大学阶段是既依赖又独立、既认同又批判的心理冲突的时期，大学生渴望独立的同时却又期望受到他人的关爱和支持，然而这一时期大学生离开父母独立生活，或多或少都会产生不安全感，从而导致人际关系上的焦虑。最后，父母不要过分地保护孩子，要懂得“放手”，让孩子去冒险，尝试新事物，引导他们去追求成功，当孩子遭遇挫折和困难时，学会思考解决问题的策略，从而让孩子体会到成功的喜悦。当孩子面临重大任务时，引导孩子乐于其中，鼓励孩子独立运用积极的方式克服困难，通过自己的努力来追求成功。

　　参考文献

　　[1]蒋京川.依恋研究及其新进展[J].三峡大学学报，2004，26，（2）：90—91.

　　[2]BartholomewK.&HorowitzL.M.AttachmentStylesAmongYoungAdult：ATestofaFour—CatagoryModel[J].JournalofPersonalityandSocialPsychology,1991,61(2):224—226.

　　[3]朱海东.成人依恋研究论述[J].宜宾学院学报，2007，3（3）：91—93.

　　[4]张灵.大学生自尊.人际关系与主观幸福感的关系研究[D].华南师范大学，2007

　　[5]JJ,ComposRG,BarrettKC.Emergentthemesinthestudyofemotionaldevelopmentandemotionregulation.DevelopmentPsychology,1989,25:394—402.

　　[6]孟昭兰.情绪心理学.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205

　　[7]GrossJJ.Emotionregulationinadulthood:Timingiseverything.CurrentdirectionsinPsychologicalScience.2001,10:214—219.

　　[8]卢谢峰，韩立敏.中介变量、调节变量与协变量：概念、统计检验及其比较[J].心理科学，2007,30（4）：934-936.

　　[9]刘启刚，李飞.认知情绪调节策略在大学生生活事件和生活满意度间的中介作用[J].中国临床心理学杂志，2007，15(4)：397-398.

　　[10][23田瑞祺.大学生成人依恋的测量及相关人格研究[D].上海师范大学，2004

　　[11]杨洁.成人依恋及其对抑郁影响的探索性影响[D].华东师范大学，2005

　　[12]李玉彩.大学生人际关系的现状及对策[J].中国学校卫生，2002,23（1）：47—48.

　　[13]张灵,郑雪,严标宾等.大学生人际关系困扰与主观幸福感的关系研究[J].心理发展与教育,2007(2):116-121.

　　[14]李敏，甘怡群.大学生依恋类型与同伴交往关系调查分析[J].全科医学临床与教育，2011,9（3），297—299.

　　[15]孙远，桂莎莎.大学生依恋现状及其自尊、人际关系的研究[J].中国健康心理学杂志，2012,20（4）：567—569.

　　[16]王力，张厚粲，李中权，刘恒超.成人依恋、情绪调节与主观幸福感：重新评价和表达抑制的中介作用[J].心理学探新，2007，27（3）：91—93.

　　[17]李梅，卢家楣.不同人际关系群体情绪调节方式的比较[J].心理学报，2005,37（4）：517—523.

　　[18]展宁宁.大学生情绪调节策略与人际关系困扰及生活满意度的关系[J].石家庄学院学报，2010,12（6）：115—120.

　　[19]史宁.大学生成人依恋、情绪调节方式与人际关系的关系研究[D].曲阜：曲阜师范大学，2012:28—29.

　　[20]王金奎.大学生成人依恋的调查及与情绪调节、人际关系困扰的关系研究[D].苏州：苏州大学，2007:37—38.

　　[21]薇莉，方莉.成人依恋测量研究。中国临床心理学杂志[J]，2004.12:217

　　[22]温忠麟，侯杰泰，张雷.调节效应和中介效应的比较和应用[J].心理学报,2005,37（2）:268-274.

　　[24]宋欣欣.大学生情绪调节方式与主观幸福感的关系[D].广东：汕头大学，2007.

　　[25]何晓飞.大学生情绪调节、自动思维和抑郁的关系研究[D].石家庄：河北师范大学，20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