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乾陵选址中风水思想探析

摘要

选陵址，为古代历朝帝王所看重的国之大事，事关国运昌盛以及子孙后代的繁衍。唐乾陵，作为两代帝王——女皇武则天和高宗李治的合葬墓，坐落在陕西省咸阳市乾县梁山西侧。而选择陵址离不开风水的讲究，葬地风水在陵墓选址方面起到理论指导性作用。乾陵呈半开放式的地理形态特征，依梁山而建，背山面水，在唐这一时期形成独具特色的风水特点。对于这风水的好坏，众说纷纭。武则天为了完成高宗“得还长安”的遗愿，将其归葬在关中。本文将着力探求风水在乾陵陵墓选址中的作用，具体围绕由谁选择和为什么选在梁山这两大问题展开，重点突出环境因素在陵址选择中的作用。换言之，就是环境因素的运用，既充分考虑陵地的布局规划，如龙、砂、穴、水等方面，又要审详朝向、岩性、水文、植被、土壤、山势等因素。

关键词：葬地风水；地理环境；梁山

前言

很多学者多研究陵寝，但对风水选址这方面涉及甚少。如杨宽先生所著的《中国古代陵寝制度史》一书多侧重于各个朝代陵寝制度的演变，对选址多不涉及。其中，成就最为显著的，便是樊英峰先生对乾陵地理环境所作的探究。《乾陵地理环境初探》一刊阐述较为深入，从三个方面对葬于乾陵的原因进行了分析，其中之一就将陵地建在梁山归因于优越的自然条件。

实际上，研究者甚少也是情有可原的。一来梁山风水的好坏与否，史书在这一方面记载相当简略，均一笔带过；二来至今乾陵也未被开发挖掘，所以对于这方面的研究留有很大的空白，难以把握具体情况。由于唐承袭魏晋南北朝以来的风水思想，那么就可以从侧面大致推断出唐乾陵选址的风水标准和理论依据，再与乾陵所在的各方面地理环境相比较，对照两者是否符合。因此，从学术价值和意义上讲，可以弥补一定的研究空缺。

另外，从现实意义上来讲，乾陵作为唐十八陵中的“唐陵之冠”，也是唯一未被盗的帝王陵墓，更加增强了它的神秘性。对其选址进行研究，能够为人们解开为什么选在关中的谜团。同时，唐朝的风水理论也起到承上启下的过渡作用，上承唐以前葬地风水思想，后又对宋代形势派与理气派的正式形成奠定基础。通过“风水”在乾陵选址中的作用，能够认识到环境因素的重要性。而且，乾陵的建造是受“事死如事生”观念的影响，仿照唐长安城的构造布局而建，山势形态犹如睡美人，从一定程度上看，是对当时制度思想、建筑学、美学设计的反映，有助于我们了解唐朝的全貌。

一、唐对前朝风水思想的承袭

（一）风水思想的产生和定义

说到风水，它有很多别称，比较熟悉的有卜地、相宅、地理、形法，也有代名词“堪舆”，为“堪天舆地”之意。目的是为活着的人选好居住的地方，替去逝的人选择安息的葬地。其实，“风水”一词曾被很多人所解释。晋代郭璞言：“气乘风则散，界水而止。古人聚之使不散，行之使有止，故谓之风水”，对风水一词给予精确的概念，也因此被称为风水的鼻祖。还有吕思勉先生也曾这样解释风水二字：“风水之始，避风及水而已”，从实际出发道出了选择居址的真谛，要做到趋益避害。这两者一个是勘察陵址前所要作的准备，一个是陵墓修筑时需要规避的隐患和保护性的措施。而现今我们赋予了风水更为丰富的内涵，认为它是人文环境学、建筑设计学、气象学、生态景观学等的综合。

风水指各方面的环境因素，不是人们误解的封建迷信或带有鬼神色彩的言论，而是上升到一定高度渐而演化成一系列有章可循的理论，主要被应用于宫殿、寺庙、民居、丧葬择址等方面。这一理论的实现，一定程度上依赖于一些精通风水的大师或者由朝廷专门设置的官吏等，例如唐朝设有“司天台”，宋朝设有“司天监”以及一些“卜陵”的官吏。需要做的工作有，比如勘察陵地，需要细分龙脉、穴口、左右砂、水等。简明地说，即人们在实际选址中所要考虑的周围地理环境，如山脉走势、地下水位高低、土层深浅等等，这也是长期以来人们对环境的选择和自然经验的总结。

在远古时期，葬法非常简单，不修土堆，也不需要用种树作为标志。在西周时期就有人为了生存对环境有所取舍，人们将水分为沼、泽、江、河、湖、泊；将山分为埠、丘、陵等，因地制宜，择水而居。到春秋时期，孔子一贯尊崇孝道，坟丘墓应时出现，厚葬的风气日渐兴起，直到战国末期得到普遍实行。大多数墓葬覆土埋葬，风水思想包含了福荫的说法，这一时期风水思想处于萌芽阶段。秦汉比较注重阴阳五行、太极八卦，风水思想也受此影响。秦始皇选择气势浩大的骊山作为入葬的理想之地，背靠骊山，面朝渭水，由此可见依山傍水之地被人们视为风水宝地。直到汉晋时期风水思想逐渐成型，依山环水得以发扬。六朝以来，更加看重对阴宅的选择，例如讲究藏风纳水，注重生气感应，盛行地形方位说。到魏晋才演变成一套相对成熟的理论体系，郭璞给风水加以定义，也使风水术从相地术中独立出来。这时提倡薄葬、密葬，也产生了很多风水大师。隋唐葬地风水更是盛行，龙、砂、穴、水成为风水的主要组成因素，对阴宅和阳宅秉持同等对待的态度，风水流派基本形成，比较注重形法。宋代达到鼎盛，江西形势派和福建理气派正式形成，内涵更为丰富。直到明清风水思想泛滥，山水格局完全趋于封闭状态。

（二）魏晋葬地风水的标准

魏晋属于历史上的动乱时期，人心惶惶，人们渴望从佛教中获得精神解救。所以在这一时期，对阴宅的相地成为一种大潮流，不论是民间的平头百姓还是宫殿里的达官显贵，都很注重厚葬。即使当时的统治者为了巩固皇权和从经济出发都着力倡导俭丧薄葬，但对风水之事还是有所顾忌，因此厚葬之风不绝。这个时期风水大师中最有名的便是郭璞，当然在民间也有很多风水师。

确切地说，晋代郭璞所著的《葬书》中所呈现的风水理论，就足以代表这一时期风水思想。可以总结出择址的标准有四点：

其一，必须具备生气。生气是风水的核心，一切活动皆为气服务。生气是天地间万物本身所蕴含的气，如土层深厚、草木繁茂旺盛、有水遍布的地方生气多聚集，这样做是为了反映陵地的勃勃生机，防止四周死气沉沉；

其二，讲究藏风得水。水较为重要，相当于隔界，对生气起阻止作用，能使生气汇聚停留。风带有强大力量则会将所聚之气吹散，阻碍生气运行，因此防风是必不可少的；

其三，地形藏气说。生气的运行受地势回绕的影响。只有山与山之间形成连环闭合或者紧凑的状态，才能藏气。要选择逶迤盘旋的山脉，才能使生气集聚，不至于被风吹散。

其四，地形方位说。以形法为准，不同方位生气衰弱有差别，重点看周围的环境组合情况[1]。

从北朝到南朝，北魏时的陵墓多处于洛阳泸河以西的北邙山，多依山建造，但山和水的组合没有固定的布局格式。在山上开凿墓室，而且在石室底层修建排水设施，尤其关注地质水文状况。但是，后来由于盗墓风气的盛行，由厚葬又转向薄葬。不过，择址标准一直被继承下来，也为后来风水格局的形成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三）唐对葬地风水的进一步发展

唐前期，阴宅和阳宅选址理论并未分开，而唐后，阴宅选址理论逐步走向独立化。唐朝是葬地风水的发展时期，大致沿袭了魏晋南北朝的葬地理论，但也作了进一步的发展。这一时期风水大师众多，不仅精通天文历法，还擅长堪舆推算等，也涌现出很多关于风水理论的著作。例如袁天罡、李淳风、杨筠松等人，如李淳风著有《宅经》，与袁天罡合力著有《推背图》等[2]。这一时期形势派占据主流，后来才受到堪舆大师杨筠松的推广。唐时大致以“藏风得水”、“背山面水”为标准，主要考虑明堂的结构和来去水的方向，对山和水的布局比较看重。如果按照风水术语来说，可细化为五个要点：龙、穴、砂、水、向。要寻找到一个绝佳的风水宝地，必须先进行寻龙，接着察砂，然后观水，最后才能点穴[3]。

龙脉，由连绵不断的山组成，有太祖山、少祖山、父母山和龙穴，主要反映了山的走势、起伏和高低。之所以称为龙脉，《说文解字》中对龙有这样的解释，“鳞虫之长、能幽能明、能细能巨、能短能长、春分而登天、秋分而潜渊、从肉飞之形、童省声”[4]，龙的灵活、矫健、多变代表了山的蜿蜒、委迤，有龙飞的气势。比如九峻山被视为唐朝的祖山，那么乾陵的选择是依照龙脉蔓延的趋势和走向以及所孕育的生气来选定位置，龙的生气从祖山那一侧来，遇到山水所停止的地方就可以定址；

察砂，指查看陵地两侧的低山石岗。四周地势分布：青龙，白虎，朱雀，玄武，也就是指山所呈现的形状。龙是陵地中真正的主宰，砂起配合辅助作用。朱雀和玄武处于主基址上，而青龙相当于主人的左翼，白虎相当于主人的右翼，就好比人的左手和右手，要握拳相抱。要求青龙必须形欲抱穴，善于容纳；白虎要温顺，呈俯卧状，低于虎体；朱雀为穴前山，要挺立舞动，呈欢送雀舞的形态；玄武要垂头，意为恭迎之意，表示接受安葬；

观水，指观察山脉之间的来水和去水，由山势的高低排列布局来决定。水随山走，一进一止，来水不能太冲，要屈曲回旋，静悄而来，去水要留恋不舍，缓慢而走；也表示墓穴前的明堂，即成月牙状的水潭或河流，水面必须保持平静。

点穴，即安葬、放入棺椁的地方，专业术语叫金井，即“明堂者，穴前水聚处也”，也就是生气随祖山而来，遇到有山有水的地方生气就会被挡住，所形成的集结点，就是穴。

细看起来，选址的过程较为复杂繁琐。总的来说，唐朝倡导“前有照，后有靠”，注重陵园周围的山水对应，多是依山面水。比如，太宗选址是因为看中九峻山的孤耸回绕，认为它是凿陵的好去处；玄宗选址是自己在去祭桥陵时路过金霖山，远看有龙盘凤翔之势。这些反映出当时择址都很看重山势。

二、唐乾陵半封闭式形态特征

（一）唐乾陵的概述

乾陵位于西安的西北方向，距其大约76公里，具体来说，是在乾县城北6公里的乾陵乡石马道村北梁山上，处于东经108°13’，北纬34°34’，号称是唐十八陵中的“唐陵之冠”，并且也是唯一未被盗的帝王陵墓。乾陵总面积达230万平方米，陵园分内外两城，内城东西各长1582米和1438米，南北相距1450米，分为东西南北四个门，分别是：南面的朱雀门，北面的玄武门，东边的青龙门，西边的白虎门。乾陵由武则天命令韦待价负责营修，后来历时23年才完全修筑成功。

683年，高宗在洛阳贞观殿因风寒逝世，临走之时满怀感叹和遗憾：“天地神祗若延吾一两月之命，得还长安，死亦无恨”[5]，于是在文明元年的八月份，将尸身葬在了乾陵。而在神龙元年十一月，武则天病死于洛阳上阳宫后，也合葬于乾陵。二者先后都能把梁山选为安葬点，也是大有原因的。一方面，武则天出于对高宗遗愿的遵循，也是为了顺应自己的内心所愿；另一方面，也是考虑到关中梁山附近优越的地理环境，受风水观念的影响。因为洛阳是武则天的镇痛点，在这期间，高宗的王皇后和萧淑妃曾都被武则天毒害于此，所以晚年的武则天内心深处有阴影。

（二）梁山的地理环境

梁山，一带形胜之地，自古以来备受帝王和过客的青睐。《诗经·绵》：“古公亶父，来朝走马，率西水浒，至于岐下[6]。”亶父为了躲避戎狄的侵扰，曾率领两千部族由豳地(今彬县)一路向东南方向走去，路过梁山的漆水而最终到达岐山的周原，也就是说亶父曾登上梁山观看过周围的山势；秦始皇也于25年曾在梁山起驾游玩，修筑梁山宫，时至今日，梁山的始皇庙还有很多拜祭的人；还有张骞出使西域也路经此地，乃至古代丝绸之路横穿乾县（当时为奉天），乾县作为北线的第二站发挥着不可小觑的作用。可以看出，地理位置的优越性相当明显。

唐乾陵地处渭北山地，在第二阶梯上，可以下望八百里秦川。这里山环水绕，梁山在渭河以北，属于岐山山脉的北端，大致是东西走向。平地望去有三座山峰，呈圆锥形，岩性均为石灰岩。其北峰最高，也是梁山的主峰，海拔为1047.9米，位于陵地的中部，其半山腰是武则天和高宗的棺椁放置之处。而南面的两座山峰呈乳丘状，相对主峰而言较低，海拔分别为944米和930米，分东北、西南的朝向，斜向对峙，像是天然形成的门阙守护着陵中，而且大小差别不大，远看去像是女性的乳房，山顶上所筑造的雀楼像奶嘴一样，因此就出现了乾州人风趣而形象的歌谣：“姑婆陵，有嘴嘴，想吃奶奶没水水”，所以又叫“奶头山”。乳丘和主峰之间，由一条神道相连接，足足有1公里长。而在北面的山坡上种满了茂密的松柏，整个看上去，犹如一尊头朝北、脚向南、拥有一头秀发的睡美人，是天地间绝妙的象征，也是混然天成的美学景观。

“东眺九峻，接翠屏，南望太白终南山，北临五峰山。泔水在东，漠水在西。梁山是北山山脉。梁山位于渭河以北的北山南端，隶属于岐山山脉，呈东西走向，长约32公里，宽约7公里，山脊长18公里，宽1公里，总面积2500平方公里，横亘于乾县境内”[7]。

另外，梁山从地理位置看，向东可以隐约看到九峻山，连接着翠屏山，向南有太白山、中南山，西面沟壑纵横。西北处有乾陵水库，可以提供水源。西边有漠谷河水流经，东边有豹谷，泔水流经。乌水和漆水在山前汇聚，环抱着众山，形成水垣围住地中龙气。从东面来看，依次有九峻山、鸡子堆、清凉山，山曲灵巧，西面的山脉有丁家山、石午山、黑山、方山、尖山，山势平缓；北面有吴山、阳峪岭、瓦子岗源，山体雄壮高卧，南麓和北麓相对来说较为平缓[8]。山的布局排列，很符合《葬书》选址中的方位说。陵地的四个方位代表了四个灵兽，也就是山体形象，必须“玄武垂头，朱雀翔舞，青龙蜿蜒，白虎驯服”，体现出其蜿蜒的态势，将艺术动态美和静态美完美结合，这才是选择龙脉的关键因素。

梁山最高峰在乾州境内属于海拔较高的山脉，地下水位较深，而且是石灰岩质的，质地紧密，防水性较好。梁山符合山势高大的要求，一方面是为满足皇帝高高在上的心理追求；另一方面，也是为了彰显高宗权力至上的权威。其实这与当时民居选址差别不大，也是出于安全考虑。且关中为大陆季风性气候，降水相对于南方较少，降雨量最多为800毫升，而且地表径流较少，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水的冲蚀。

另外，后山上种满了松柏。唐时，李渊和李世民经常外出到关中游猎。乾陵，又称“柏城”，松柏参天，植被覆盖率高。植被，作为具有审美功能的自然景观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一方面起净化空气的作用，另一方面利于固定水源，防风固沙，调节局部小气候。因为草木可以形成生气。唐时乾陵北面山坡种满了松柏，松柏除了有万古长青的蕴意，也充当了防护林的角色，就避免了大风对陵寝的破坏。而且接壤黄土高原，黄土质地疏松，易被水冲蚀，种植松柏可以避免水土流失。从风水理论层面可以看出树木可以营造生气，来满足纳生气的需求。

（三）依山为陵对环境的应用

乾陵依从昭陵建制，采取依山为陵的方式，并且一改秦汉以来的开放式选址思想，而是采取半开放、半封闭式的选址思想。秦汉时主要以西为尊，封土为陵，一般会选择地势平坦、视野开阔的地方，而且容易挖掘，土层既深又厚，并且中间要比较高。因此，唐陵改变了汉朝以来的陵墓方向，以前是东西朝向，现在采取南北朝向。为什么采取依山方式呢？唐朝依山为陵的葬制被确定下来，太宗李世民可谓是第一人。其实，他事先就看中了九峻山这一块地方，然而长孙皇后比他先逝，长孙皇后临终时也遗言薄葬，于是就有了依山为陵的打算。

“犹恐身后之日，子子孙孙，习于流俗，犹循常理，加四重之榇，伐有祀之木，劳扰百姓，崇厚围陵。今预为此制，务从俭约，于九峻之山，足容棺而已”[9]。因此，乾陵也就继承了依山为陵的定制，选取梁山作为主峰修建陵墓。

而依山和封土的概念，明显不同。依山为陵，就是选择天然的山体，在其半山腰或中部开凿石洞当作墓室，然后放入棺椁，再用一些浇铸的方式封门葬入；而封土，是选择一处比较高的山地，开凿墓室，在陵地中央用细土通过夯实加固，筑成覆斗状。依山与封土相比较，其优势更为明显。

第一，对土质和避水的要求。土的渗水性强弱、土松散和密集度，以及水位的高低都是需要事先考虑的安全隐患，以达到防患于未然。秦时多采取封土为陵的方式，但多数陵墓容易遭受虫蚁的吞噬，也饱经雨水、地下水对墓地的侵蚀，并且受到风力作用的影响。唐乾陵实际上是仿唐长安都城的设计而建造的，这也参详并结合了帝王建造都城的风水思想。帝王立都如若不是选择在大山下面，就是找准广阔的平坦之地，既要临近水源又要防止被淹没。就连《吕氏春秋·节丧》中：“葬不可不藏也。葬浅则狐狸拍之。深则及于水泉。故凡葬必于高陵之上。以避狐狸之患水泉之湿。此则善矣。而悉奸邪盗贼寇乱之难”[10]，而且北方夏季高温多雨，所以依山就更加凸显出避免水患的重要性。

第二，采取依山面水，可以藏风纳气。梁山主峰高大，可以挡风，防止生气被吹散。而中国的地势呈北高南低，并且关中位于中国的北半球，夏季为东南风，冬季为西北风。陵地北面是梁山的主峰，背面为玄武，山势高大，可以阻挡北风的进入，防止北方寒冷空气袭来。而南面也就是阳面，《周易·说卦》中说“圣人南面而听，天下向明而治，盖取诸此也”[11]，帝王上朝多坐北朝向南，也就是负阴而抱阳，因为南面是太阳能照射到的地方，采光较好，光照充足，视线明朗。

第三，山的高大正好体现了帝王位高权重，俯瞰一切的气势。如果从地平线上看乾陵，山就凸显其伟岸和宏大的气势。停留在乾陵博物馆往西望去，会看到一个乳房凸起、仰卧在天地间的美人，大有望天的磅礴气势；从主峰梁山这个角度来看，朝南望去犹如一座起伏的笔架山，站在山顶眺望，如果天气较好便会隐隐约约地看到昭陵，唐朝巡抚郭登庸有诗云：“东望昭陵兮三十里”，监察御史刘伯温也诗云：“自是登临多好景，岐山望足看昭陵”；倘若站在两个乳丘土阙中间向北望去，会看到一个意欲展翅翱翔的雄鹰，两个乳丘是鹰的两翼，主峰是鹰头，好像腾空一跃便可直入云霄。这些不同方位、不同的角度所观察到的景观都在增强墓主的权威和提高影响力。

第四，依靠天然的山川形势，可以节省人力、物力和财力，不需要进行大量的修整，仅仅依照自然山峦进行小修小补。昭陵九峻山的开发，开凿的民工只有一百多人，十几日就完工。可想而知，只要选择形胜的山峦，稍加修整便可以短时间之内完成。乾陵的两个乳峰，具备一定的天然形态，但也添加人工的雕饰，将废土与石料相堆砌成乳丘形态[12]。因为秦汉以来，厚葬之风盛行，而且堆土夯筑费时费力。

第五，防盗也是其中一层原因。之前汉朝、魏晋实行封土密葬，帝王的墓几乎都遭到偷盗，因为土遇水便会松软，盗贼极易通过打洞进入墓中，而山石坚硬牢固很难被粉碎。《资治通鉴》载“王者以天下为家，何必物在陵中，乃为己有。今因九峻山为陵，凿石之工百余人，数十日而毕。不藏金玉，人马、器皿，皆用土木，形具而已，庶几奸盗息心，存没无累，当使百世子孙奉以为法”[13]，可见薄葬只是一小部分因素，更看中的是防盗功能。

三、梁山的风水好坏争议

（一）洛阳与长安的地理优越性

高宗离逝之际，曾感叹：“天地神祗若延吾一两月之命，得还长安，死亦无恨”，而当时也有过一些争议，聚焦点集中在陵址选定在关中还是洛阳。

史书《旧唐书·文苑传》：“然而流人未返，田野尚芜，白骨纵横，阡陌无主。至于蓄积，尤可哀伤。陛下不料其难，贵从先意，遂欲长驱大驾，按节秦京，千乘万骑，何方取给？况山陵初制，穿复未央，土木工匠，必资徒役。今欲率疲弊之众，兴数万之军，征发近畿，鞭扑羸老，凿山采石，驱以就功”[14]。

可以看出，陈子昂的想法是将陵寝设在洛阳，反对移驾关中。他认为劳民伤财，并且洛阳历来就有“居天下之中”和“九州岛腹地”的称号，是很多帝王归葬的中意之地，特别是洛阳的邙山。其实，可以看出他说的不无道理。俗话说“生在苏杭，葬在邙山”，白居易也曾有“北邙冢墓高嵯峨”，王建也有“北邙山上少闲土，尽是洛阳人旧墓”。另外，东汉十二座帝陵中有十一座位于这里，还有曹魏五座帝陵以及西晋北魏都在这一带。陈子昂列举了当时关中的不足之处，一是关中正值旱灾，哀鸿遍野，局势动荡；二是高宗在洛阳病故，如果从洛阳出发前往关中，会消耗一定的时间和人力，不利于民生；三是陈述关中地形狭窄，山势起伏较大，而且汉时已经有很多帝陵被安置在关中平原，几乎无地可选，并且盛陈洛阳诸山的秀丽。

《全唐文》卷二一三：“何独秦里之地。可置山陵。河洛之都。不堪园寝。陛下岂可不察之。愚臣窃为陛下惜也。且景山秀丽。秀冠群峰。北对嵩邙。西望汝海。居祝融之故地。连太昊之遗墟。帝王图迹。纵横左右。园陵之美。复何加焉。陛下曾未察之。谓其不可。愚臣鄙见。良足尚矣。况廛涧之中。天地交会。北有太行之险。南有宛叶之饶。东压江淮。食湖海之利。西驰崤渑。据关河亡宝。以聪明之。主养淳粹之人。天下和平。恭己正南面而已”[15]。

可以看出洛阳景山高耸入云，在诸多的山峰中可谓是最秀丽的。北面有中岳嵩山和邙山，从西边可以望见汝海，也处于祝融的故地，与太昊遗址相连接，按理来说是上佳的绝地。虽然他的才识很受武则天的赏识，即便如此，这个建议后来还是遭到武则天的反对。

同样，后来武则天逝世后，也产生了是否将武则天与高宗合葬在乾陵的争议。严善思不赞同葬入乾陵，理由是历代没有夫妻合葬的先例，而且合葬不符合礼法。的确，古代男尊女卑观念根深蒂固，皇帝被视为尊贵之人，武则天作为妻妾显然地位要低。而且，陵棺一经打开，必然会触犯神明。所以但中宗还是出于孝道，将乾陵的石门打开，将武则天和高宗葬在了一处。

（二）唐陵的陵区分布

隋以后，陵式逐渐演变为坐北朝南的依山模式。不过相同点是，“首先，历代都有自己的陵区，若无特殊情况，本朝皇帝去世之后都应埋在本区内；其次，便于保护、管理、供奉以及朝拜祭祀，往往离京城不远；最后位置大多都在少水灾、地势较高处”[16]。很明显，唐高祖的献陵选在三原，在关中平原的中部，太宗的昭陵位于九峻山，也在关中取址，理应高宗的陵墓也葬在渭北高原上。受这层原因的影响，也就直接决定了乾陵的选址，不能离昭陵太远。

然而，也有观点认为陵墓的位序出现错乱，乾陵应该处于祖陵（献陵）的下位，而从地势上看却建在上位，属于冒犯祖先，并且梁山土质为石灰岩，应该堆土为陵，而不是依山为陵。一方面，梁山看去像是土山，其实是古人讲究“入土为安”，为防止露骨而在石头上覆了一层土。另一方面，九峻山的主峰高度达1188米，一峰独秀，海拔略高于梁山主峰，显然从地势高低上看，这种说法是缺乏合理性的。而唐除了献陵、庄陵、端陵和靖陵外，都是依山为陵。所以如果风水和依山之间存在取舍的矛盾，那么大可以另择吉地，不必如此将就。从昭穆制度来说，父与子在家族墓地中的排序，大致有四种：父西子东，父东子西，父北子南，父南子北。主要以左为昭，右为穆，左为大，南为贵。从这个层面来讲，乾陵应该在昭陵的西边，昭陵应该在献陵的东面，而实际上是乾陵在献陵的西面，但昭陵却位于献陵的西边，所以乾陵符合陵墓位序，但昭陵却不符合。由此可以看出，唐时不是很讲究昭穆制度，各陵的分布具有极大的随意性。

唐陵陵区是因为咸阳五陵原多被汉代陵区所占，所以唐朝陵区不得不往北移动，东西将近三百里，呈扇面式分布。但值得注意的是，其大致都分布在渭北高原上，而且取地势较高处，周围山脉众多，环侧面水，呈现一定的半封闭特征。这也对后来陵墓走向完全封闭形态起到巨大的推动作用。从各陵布局上来看，整齐划一，设计规整，属于直线式布局，散发恢宏的气势。

（三）民间各类有关选址的传说

唐以前帝王多半是在登基之后就着手修建陵墓，除非遭遇特殊情况才会延迟。一般都是从登基开始直到驾崩，陵墓才算修建好。乾陵从公元684年开始由韦待价主持修建，到完工长达23年之久。

关于选址者，有很多版本的民间传说。一则是说李治登基后，就委派他的舅父长孙无忌和专管天文历法的太史令李淳风进行选址，游览之余他们见梁山气势雄伟、壮观挺拔，便定于此。回来呈报给朝廷后，遭到了四川星象家袁天罡的反对。袁天罡却认为梁山这个地方利阴不利阳，大于女主，[17]理由：一是龙脉阻隔，梁山为周朝龙脉之尾，尾气必衰，只会旺三代；二是观山势，梁山一对乳峰，北峰为头部，远看似睡美人，阴气甚重；三是梁山三峰虽然挺拔，但远看方平，为土相，土生金，易被属金者控制，武则天一听利于自己，便说服高宗定址于梁山；

另一个说法是高宗逝世后，武则天派朝野闻名的大术士袁天罡与风水大师李淳风寻址。袁天罡沿着黄河两岸进行搜寻，突然看到一处山峦紫气冲天，赶忙过去查看，而李淳风则围绕渭水向东一路前行。在艳阳高照的这一天，看到蓝天白云下一个少妇呈俯卧状平躺着，乳房凸起，甚是惟妙惟肖。无独有偶，两人都选中渭北平原，便回京交旨。袁天罡在此处埋了一块铜钱，李淳风扔了一颗铁钉。武则天一听很是惊奇，于是派人查看，在主峰半山腰下看到铁钉刚好钉在铜钱的方孔里，认为是不错的风水宝地之选，所以就定址于梁山[18]。

传说毕竟是传说，不可尽信。李淳风出生于602年，在670年就已经去逝，而高宗是于弘道元年（683）十二月逝世，时间要晚于李淳风的去世时间，所以不可能参与乾陵的选址。只知道是高士用“八卦堪舆”测定的风水宝地——梁山，应该具有科学性。然而翻查关于唐史的典籍如《旧唐书》《新唐书》均未详细记载。只知道，唐朝设有专门负责“卜陵”的官吏，还有司天监，但具体是由何人择地，有待于乾陵开掘之后给我们答案，但可以确定的是，主决权在武则天手中。

结语

高宗时期，属于大唐王朝的鼎盛时期，国力强盛，也是风水思想发展的鼎盛时期。不仅摒弃了秦汉以来开放式形态，更加注重山与水的搭配，考虑陵地周围的自然环境；承袭魏晋风水理论，对其进行继承与发展，改变了魏晋以来所倡导的薄葬制度；作为依山为陵的典范，呈现出半开放的形态，也一改坐北朝南的方式[19]。另外，唐陵陵区布局并未遵循昭穆制度，陵墓的排序表现出很大的随意性，估计受唐朝国力强盛、不拘一格以及包容的思想所影响。乾陵严格贯彻寻龙、察砂、结穴、观水的择址标准，依梁山之巅，傍渭水之畔，藏四时之风，纳万物之气，无一不是地理环境中的组成要素。也正是这些，使陵地越发稳固，避水虫之患。这是寻求天人合一的境界，也是体现权威的手段。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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