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对华实施出口管制的应对机制研究——以华为、中兴为例

摘要

X是实施出口管制最早的国家之一，随着中国的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的不断提升，为了遏制中国的发展，X对华实施的严厉的出口管制措施，尤其针对我国的高新技术产业。本文在系统梳理X出口管制政策的发端、发展以及未来趋势的基础之上，同时深入结合其对中国所实施的出口管制的历程发现政治事件、经济水平和创新能力等是X不断调整对华出口管制政策的关键因素。并且本文以受到X出口管制的华为和中兴通讯两大科技公司为例，探究出口管制对其技术创新模式、技术引进路径以及技术创新资源配置等方面的作用机制，并针对与此提出提高自主研发能力、以积极姿态展开对话协商、拓展第三方合作平台以及遵纪守法、合规经营来应对X对华的出口管制政策。

关键字：出口管制；发展历程；作用机制；应对机制

一、引言

（一）研究背景

纵观全球，经济全球化的趋势愈演愈烈，基于高新科学技术的国家综合实力的竞争亦随着前者的加速而不断加强，在高新科学技术的助推下，国家的政治优势、经济水平以及军事实力可以实现短时间内的迅速上升。然而，对于通过高新技术发展带动综合国力迅速提升的新兴国家，始终是早已通过资本的早期积累、在前期的科学技术革命中抓住机遇实现科学技术创新和突破的老牌资本主义强国的眼中钉，肉中刺。其中尤以X等西方国家为代表，为了进一步维护自己在全球范围内的霸权主义和强权地位，采取一系列措施遏制其他新兴国家的崛起。其中，通过对高新科学技术制定严格且缜密的出口限制是以X为代表的发达资本主义惯用的遏制对手发展的伎俩。纵观历史的长河，X在出口限制的道路上早已轻车熟路，并形成了健全的出口限制体系。

作为社会主义国家的中国，由于受到自身技术水平、科技人才、研发条件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高新科学技术起步较晚，发展水平较低。同时，西方国家基于意识形态、国别文化的不同进一步对我国实施严格的技术出口管制，使得我国的高新技术发展始终处于缓慢的阶段。然而，随着中国不断进行社会主义经济和制度改革，经济水平和综合国力已然跃上了一个新台阶，但是如何进一步突破以X为代表的西方国家对我国实施的科技壁垒，实现我国科学技术高质量、高效率的发展，成为摆在我国实现伟大的“中国梦”，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需要逾越的一道坎。

（二）研究意义

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征途中，打破以X为首的西方国家对我国实施的高精尖技术的出口管制，实现我国技术创新和突破具有重要意义。因此，本文将在系统梳理X出口管制的发端、历史进程以及未来趋势的基础上，探索X实施出口管制的历史进程，其中重点分析对华出口管制的历史轨迹以及其不同阶段对华出口管制措施转变的动因，同时以我国通讯制造行业的两大巨头——华为和中兴为例，试图分析在X对华实施的出口管制政策中，如何对上述两大企业的创新模式选择、引进路径选择以及资源配置效率产生作用机制，并针对X所实施的出口管制尝试性的从提高创新、积极协调、加强合作以及遵纪守法等几个角度提出对策建议。

（三）研究方法

1.文献法

进行必要且大量的文献阅读是进行该项研究的前提，也是十分必要的。通过文献来了解目前在该领域的研究现状和所取得的研究成果，从而集百家之长来为更有效的提出应对X对中国实施出口管制的应对机制。

2.历史研究法

X对华实施出口管制在历史上早已经出现，并伴随着制度的或紧或松。因此本文将从历史发展的脉络来探究随着历史环境的不断变化，X对华实施出口管制政策调整的动因分析。

3.多学科交叉的研究方法

本文的研究仅仅从国际贸易的角度来进行是远远不够的，同时还必须立足于多学科交叉的研究方法，从经济、历史、国际关系的等诸多角度来进行本论文研究。

4.实证研究法

通过在X对华实施出口管制的背景下，华为和中兴通讯在技术创新模式选择、技术引进路径和资源配置效率等方面的发展现状的描述，来探究X对华实施科技壁垒对这两个企业的作用，结合这两个企业的应对举措来进一步凝练国家层面的应对机制。

（四）文献综述

针对X对于中国实施的出口管制性政策，我国的许多学者对此进行了诸多角度的研究，并且其成果亦十分显著，从多层次为我们提供了X对华出口管制的历史进程、出口管制领域、出口管制所带来的损失效应以及建设性意见的认识和了解。

周密（2012）细致的分析了X实施出口管制的三个历史阶段以及未来发展趋势，并指出其改革的进展和过程中的难点并从X和中国的XX和企业等多角度提出促进双边贸易的举措。彭爽和曾国安（2014）将X的出口管制历程划分为四个阶段，并且先后的目的为限制物资进入社会主义阵营、缓解贸易失衡和财政压力、对苏重新恢复无例外政策以及为了维护国家安全战略。同时鲜明指出出口限制不管对内对外都是双重伤害。刘俊霞（2018）以2018年X制裁中兴通讯为背景，强调在新一轮对我开放的新形式下，我国企业要遵守域外国家的出口法律法规，避免因自身对于法律的不熟识而引致的一系列政治、经济和外交风险。张群卉、江海潮（2013）从中国角度出发，通过实证分析发现域外国家对我国实施的出口管制与我国的贸易顺差呈现正相关关系，并建议从法律、多国协同、差别待遇等层面提出积极应对出口限制的建议。姜辉（2019）从X自身角度出发，采取反事实推理和横向对比的方式分析出口管制导致X损失了大量的经济效应，如果允许其在国际市场上具有明显竞争优势的高科技产品出口，将有效缓解其贸易逆差。张末楠（2012）直接指出X出口限制就是作茧自缚，是中美贸易失衡症结的关键所在，并且违背了全球技术扩散的规律。王达、白大范（2012）系统梳理的X出口管制政策的历史及其对华政策的转变，并且基于此分析其对中美两国贸易间的影响机制，得出该项政策已成为X国家战略的一项重要机制。刘斌、李秋静（2019）通过数据分析发现。特朗普XX时期中美高科技贸易现状中通信技术贸易逆差最大，因此特朗普XX在其执政期内加大了出口管制措施和频率，对于限制中国的行业、公司更加具体化。

二、X出口管制的出台、演变及趋势

（一）X出口管制的概念

X是实施出口管制最早的国家之一，其依据不同的划分标准，涵盖了众多的出口管制类型。根据限制对象不同可划分为有形产品的管制和无形技术的管制；同时又可细分为战略资源型和先进技术型两类；此外根据使用的用途可以划分为军用和民用两大类出口限制。除此之外，根据管制目标的不同X又将出口限制划分为全面控制型、国别歧视性和企业歧视性三种类型。然而在X出口管制法律条款中规定，其管制并不意味着完全禁止，而需要通过X国家商务部所颁发的出口许可证，但其难度不亚于徒步上青天。从目前的数据来看，X对华实施出口限制以来取得商务部门颁发的许可证案例到目前仍然为0。

（二）X出口管制的历史发展

X是世界上出口管制最发达也最严厉的国家，其出国管制主要是从二战以来不断加强且出口管制体系不断成熟。

1.第一阶段（1945-1953年）

出口管制十分严厉。这一阶段的出口管制主要体现出十分严厉的特征，主要目的是在“冷战”初始背景下放置战略物资流入以苏联为代表的社会主义阵营国家内。这一阶段内，X总统拥有禁止机械产品、军用设施、相关材料及技术等一切有助于社会主义国家提升国力的商用性产品出口的权利，并且以法律的形式固化下来。在禁止出口的目录中，XX出台了详细的禁运清单：主要包括全面禁止出口和限制出口数量两大类。在此期间，中国亦是X出口管制的国家之一。X不仅仅通过自身的力量加大对域外国家的出口管制，同时通过积极组建出口管制同盟来进一步限制对于东方国家的战略物资出口，其中以巴黎统筹委员会为代表。

2.第二阶段（1953-1979年）

出口管制逐步缓解。实施严厉的出口管制并不仅仅会限制对手国家的迅速发展，同时对于自身发展也会自损八百。这是由于第一阶段的过度严厉，使得X贸易严重失衡进而导致财政压力加大。基于此，X总统艾森豪威尔开始逐渐缩小出口管制的范围，重点关注对关键物资的限制。然而，这样做的后果仍然会导致X经济运行的昂贵负担，并且不断呼吁X扩大出口，鼓励开展经济贸易。后X也听从工商界的意见，除了禁运能够提升对手军事实力的物资外，其他商品出口均不设出口管制。

上述做法也意味着X出口管制意识形态的转变，由全面遏制东方的发展转为不威胁国家安全的出口管制体系。

3.第三阶段（1979-1991年）

极其严格的出口管制政策卷土重来。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苏联入侵阿富汗成为XXX再次实行严厉的出口管制政策的导火索。首先，全面对其进行粮食和天然气附属设备的出口限制，对苏执行强有力的无例外政策；其次，X利用其组建的巴统组织伙同其他西方国家全面加强对于苏联的战略物资和高精尖技术的出口；再次，为了进一步遏制苏联，XXX甚至在巴统组织之外又联合其他西方国家组建了类似巴统的组织加强对其全面封锁。综上所述，可以发现全方位无死角的遏制是其出口管制的指导原则。这样的局面直到1980年代末才得以缓解，此时社会主义阵营出现巨变，基于此X放宽出口限制，重新调整并减少出口管制清单，后巴统组织也紧跟X步伐加大对外出口。

4.第四阶段（1991年-至今）

冷战后出口管制政策的大调整。随着苏联解体，国际形势发现重大变化，X成为唯一的超级大国，其出口管制政策也随着发展改变。一方面是针对国别实施出库管制。对于其友好盟友国家，加大的与其包括国防贸易在内的贸易往来，同时为积极反恐，也向诸如巴基斯坦等国出口武器。同时加强与盟国的防扩散合作。X积极呼吁域外国家加强防扩散合作，并通过提供技术和资金来积极帮助域外国家进行消核工作。事实证明这一举措得到了众多多家的支持。除此之外，对于X的潜在对手以及非友好国家，照例对其实施严格的出口管制措施，而中国恰恰处于这类国家。另一方面进行X出口管制体制和政策改革，诸如调整管理机构，健全出口许可证制度以及系统梳理、更新出口限制清单。

（三）X使用出口管制的趋势

1.出口管制趋向新兴技术

从长期来看，出口管制符合X利益。因此在未来的时间内X并不会取消这一战略举措，反而会随着时代的发展而不断作出国别、管制清单等方面的调整。尤其以目前特朗普XX在以“X利益优先”这一指导思想下签署的关于出口管制的诸多法案中可以发现，虽然其称这一法案适用于多个国家，但可以明显的看出中国已经被其视为核心目标。同时对于新兴技术的出口限制将更加严厉，尤以在第四次科技革命为时代的背景下，为了全面遏制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国家在军事国防、生物技术、量子信息技术、人工智能等诸多领域取得突破，XXX在全面拉黑实力强劲的域外国家实体企业外，并对其实施全方位的打击。

2.管辖范围不断扩张

一方面，在X目前实施的出口管制法律体系中，处于X境内的无论其实际控制人是否为本国人都可进行管制技术的转让，然而这一现象在未来将得到彻底改变，即使其控制人为X人的国内公司的管制技术转让也是受到严格限制的。另一方面，X国家相关部门要求公司不定时上报与域外国家进行高新技术交易的数据，以及公司股份的国有资本比重，通过这一手段来达到限制以合资方式逃避管制的现象。

从上述的规定中我们不难看出，XXX针对合资企业的管制限制正在如火如荼的开展，从而不可避免的影响域外国家在X设立的独资企业或合资企业的技术转让和引进。同时与X之前出台的《国防授权法案》、《外国投资风险评估现代化法案》等法案要求加强对域外国家在X投资的审查力度，不难预见未来在技术交易方面，无论是直接投资，还是技术出口或者国内转让都将受到新的严苛的管制和审查。

3.国防技术制裁加剧

X通过完善出口管制的相关法案来进一步要求商务部、国防部以及其他中央部门强化对X武器禁运国家的力度，甚至加大对国内转让的许可申请的审查力度。根据X之前的武器禁运条例我们不难发现，包括中国在内的共27个国家是其主要对象，然而与另外26个国家相比，其与X的贸易总额相加均不抵美中两国之间的贸易额，因此可以说这一武器禁运条例对于中国而言来势汹汹。

然而，与对27国禁运相比，特朗普XX早于早在2018年4月就通过备忘录的形式放宽其常规武器和技术管制的强度，并允许其通过商业购买的形式获得，这“一松一紧”的双标准可见XXX针对中国的居心叵测。

三、X对华实施出口管制的动因分析

（一）X对华实施出口管制的历程

在中美双方持续性的经济摩擦中，出口管制始终是双方关注的核心议题。纵观历史，X自我国建国以来长期对我国实施出口管制政策，并尤以当前中国在全面崛起的征途中更甚嚣尘上。为了维护自身政治和经济优势，遏制中国发展，这严重扭曲了两国贸易的平衡。然而在历史的长河中，中国所承受的来自于X的出口管制并非一成不变，而随着双方政治、经济发展程度等因素而不断做出调整。

第一阶段（1979-1989）：自1978年中国实施改革开放战略，X和中国打开了两国间贸易的大门，此时X为了表达友好的态度对华实施积极的贸易政策。同时为了拉拢中国，提出出口中国的技术在性能上可以是苏联的两倍的“双倍政策”。除此之外我们可以从X所颁布的《出口管理条例》中发现，在其不断动态调整的出口限制等级中，从1949年新中国建立到1972年建交再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国承受的限制等级是逐步宽松的，并且中美贸易额得益于此呈现迅速发展之势。

第二阶段（1989-2001）：随着中国经济的迅速崛起，政治制度不断改革，已经成为X虎视眈眈的潜在对手，在此背景下双方的贸易摩擦亦不断升级，双边贸易的很多矛盾不断激化，X农业对华出口被严格限制。尤以1989年为转折点，天安门事件后X对华实施严厉的经济打击，官方交流全面停止，只存在少量的民间和企业间交往。

第三阶段（2001-2009）：这一阶段X的典型特征就是中国所受到的X的出口限制的较为宽松的，同时农业委员会在XXX的授权下也加大对中国的出口，并且以前一直受到禁止的产品也得到了解禁。

第四阶段（2009-至今）奥巴马XX于2009年上台后，X对华出台管制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其XX不断改革出口管制体系力求建立更加高效的体系。同时奥巴马XX并未将中国排除至出口限制国家行列。这一限制在以“X利益优先”的特朗普整XX上台后进一步加强，除了传统的出口限制清单外，高新技术产品的出口限制达到了空前水平，并呈现出总体更加严格，行业和公司更加具有针对性的特征，尤其在新兴技术和国防技术领域对我国的制裁空前高涨。

（二）X调整出口管制的动因

1.重大的政治事件

自1949年中国建国以来，中美两国关系犹如娃娃脸。在建国初期，X无论从经济上、军事上还是外交上全方位无死角的对中国进行打压甚至在朝鲜战争期间直接将中国定位“敌对国家”；这种局面直到1969年才有所缓和并于1979年伴随着中美建交而达到高潮，但随着1989年的天安门事件后两国关系再次跌入底谷；当时间跨进克林顿XX时期，成为战略伙伴关；随之在小布什总统将中国宣称为竞争对手，再到9.11事件后两国结成反恐同盟。在中美两国阴晴不定的关系发展中，我们可以清晰的看到其关系的好坏完全是由各界XX的政治利益所决定的。现阶段的X对于中国高精尖技术的出口管制仅仅是其关系晴雨表中的一部分，也是特朗普XX在“X利益优先”战略背景下做出的制度安排。同时伴随着中国不断扩大对外经济交流和国内政治改革，取得了举世瞩目的经济成就的同时，其综合国力的迅速跃升不免引起以X为代表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虎视眈眈，此时“中国威胁论”便甚嚣尘上，而这是基于不同的意识形态和国别文化所带来的错误性认识，担心中国威胁X的经济特权和世界霸主的地位。由此可见，对于中国的出口管制完全是基于X自身的利益考量。

2.特殊的经济时期

基于冷战背景下，X对于中国的经济封锁完全是从政治利益的角度出发的，然而随着经济全球化，中国通过自身改革不断扩大对外交流，经济因素的比重在X对华出口限制的考量因素中不断上升。正是由于中国经济的飞跃，经济结构的不断完善，其对高新技术的需求不断增加，而自冷战后X正是看见中国经济的变化才不断对其进行出口管制，以期许通过限制其高新技术的获得来使其经济低效率、低质量发展，从而无法与X的经济强国地位相比拟。然而，对比中国巨大的技术需求市场，X在限制高科技技术出口和促进自身经济发展方面陷入了两难境地，并至今仍然处于一种矛盾的窘境中。综上所述，经济因素是X不断限制对华技术出口的重要因素之一。

3.技术创新能力的改变

技术创新效应在出口管制的背景下就包括了本国的持续创新和域外被管制国家的自主创新。如果单从出口管制是为了维持本国某一技术领域的世界领先地位这一角度出发，在实际的实施过程中却达到了灭敌一千，自损八百的效果时，可见这样的出口管制是无效的。与此同时，域外被管制国家由于一国的技术管制和封锁而从其替代国中获得技术溢出，或通过自身的自主创新手段来不断提升科研实力时，这样的情况下原出口管制国家的管制政策也需与时俱进。

因此，可以说X的对华高科技技术出口管制强度与中国的产业技术创新能力存在“U”型关系。而处于现阶段的中国由于产业结构的不断完善，通过前期的以市场换技术的市场实践，自身科研水平不断上升，与X的科技水平的差距不断缩小，并且在某些领域已经可以和X进行抗衡甚至超过X的发展水平，所以此时X处于其政治优势和经济利益考量对中国实施了严格的出口管制，达到限制其进一步发展的目的。

四、出口管制对华为和中兴通讯的作用路径

之所以XXX会对华为和中兴实施出口管制，最主要的原因在于XXX所长期实施的长臂管辖，进而使得华为和中兴等中方企业在其经营实践中忽略了X出口管制业务的商业和法律风险。从而为X在高科技领域对中国企业所使用的X制造的电子元件等和软件等出口限制提供了把柄，进而使得中心通讯和华为的经营受困于此。

（一）X对华为和中兴出口管制的历程

作为我国通信行业的两大巨头——中兴通讯和华为先后遭受到来自于XXX的制裁。对于中兴通讯，我们毋庸置疑，首先是因为其明知违反了X的相关法律法规却仍旧以隐晦的方式继续从事经营活动，从而受到来自XXX的出口限制，这对我国企业在域外国家进行合规经营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而作为我国民族品牌的自豪，华为技术则拥有着目前5G行业内最先进的技术，从而在5G高新技术领域遥遥领先于X的存在，最终X以其违反X相关法律这一无厘头的原因将其列入实体经济的黑名单。下面我们将具体分析这两点通信行业的巨头深受出口管制的具体历程。

1.对中兴的出口管制历程

2018年上半年，中兴通讯股份有限公司（简称中兴通讯）受到来自XXX的制裁，以此拉开了中美贸易战的序幕，并于下半年呈现白热化的趋势。据有关资料显示，中兴通讯于2012年便进入了X的视野，而这一时期恰是其作为国内第一家4G手机生产商的身份。从2012年X便以其违反X对相关国家的制裁法案为由对其展开调查。时间来到2016年，在X通过非正常手段或许到中兴内部文件时，便以掌握了充足证据为由对其进行了制裁并进行出口限制。后来，在XXX的高压态势下，中兴公司以三位高管的离职来换取XXX解禁出口管制，并在日后其新任董事长兼CEO表示会遵照X相关法律法规进行合规经营。然而，这并不意味着事件由此而结束，在2016年中兴通讯向X提出和解后，中兴通过种种手段试图隐瞒相关信息，包括：将“卡塔尔”代称“伊朗”，清除设备上的商标；组成13人小组，删除与伊朗交易的数据和邮件，销毁证据；与涉及伊朗交易的员工签署保密协议，掩盖罪行；2017年11月中兴发函X商务部表示按照和解协议启动内部调查和整顿，并在2017年7月交出了一个39人的处罚名单。2018年2月X商务部要求中兴提供受处罚的39人的现况，中兴不得不承认其违背了和解协议，除开除4名高管外，其余除1人之外，都拿到了2016年的全额奖金。这使得悬在中兴通讯头上的达摩斯之剑最终落了下来。2018年X商务部重新启动对于中兴通讯的制裁行动，理由是其在对X的陈述中涉嫌欺骗、偏离事实和多次违反法律，并规定X境内的一切企业和个人在制裁启动之日后的7年内禁止与中兴公司有任何业务往来，以此切断其供应链并处以高达11.9亿美元的罚单。在2018年的6月份，XBIS通过了《关于中兴通讯的替代命令》批准协议立即生效。根据协议，中兴通讯将支付合计14亿美元民事罚款，包括在BIS签发2018年6月8日命令后60日内一次性支付10亿美元，以及在BIS签发2018年6月8日命令后90日内支付至由中兴通讯选择、经BIS批准的X银行托管账户并在监察期内暂缓的额外的4亿美元罚款（监察期内若中兴通讯遵守协议约定的监察条件和2018年6月8日命令，监察期届满后4亿美元罚款将被豁免支付）。最终，中兴通讯与X达成和解，BIS将终止其于2018年4月15日激活的拒绝令，并将中兴通讯从《禁止出口人员清单》中移除。如果上述条件均满足且中兴通讯已从《禁止出口人员清单》中移除，BIS将对外公布。

2.对华为的出口管制历程

上述对于中兴通讯的制裁尚属有证据可依，而对于中国民营企业华为的制裁则显得无厘头。2018年4月，根据X权威媒体的报道称，中国公司华为正因是否违反了X的相关法律，与某些制裁的域外国家进行贸易往来，但是实际的调查却并没有明显的证据证实这一指控。4月下旬，华为公司针对X媒体所宣称的，X正在调查其是否违反X相关制裁法律法规进行了反驳。然而，华为的麻烦并未就此结束，2019年5月16日，一份来自于X商务部的“实体清单”震惊了中国，华为的名字赫然在列，规定任何X的企业都禁止向华为公司出售相关的技术和产品，从而达到切断其供应链的目的，使其在X“无货可卖”。可笑的是，X的这一政策可谓是“杀敌一千，自损八百”，在X宣布封杀华为的前一日，X所有的华为供应商的股价应声大跌，在华为销量还未受到影响之际，其损失已十分严重。后来在无证据可依的情况下，迫于国内外的压力，X将对华为的禁令延期90后实施天，然而推迟实行并不意味着对其禁令的解除。同年5月，X国内包括谷歌公司在内的诸多公司迫于XXX的压力，相继中断与华为公司的商务合作，中国XX也一直以积极的姿态关注此事，并且呼吁企业能够以法律手段积极的维护自身的正当权益。直至2019年7月9日，X商务部允许部分X企业继续与中国的华为公司做生意，向该公司出售产品。但X商务部部长同时强调，华为仍然在X商务部的“黑名单”上。

（二）出口管制对华为和中兴通讯的作用路径

由于XXX所实施的长臂管辖和中国企业所犯的典型错误，为XXX对华实施严厉的出口管制措施提供了契机，从而对中国高新技术企业的技术创新模式、技术引进路径以及技术创新资源配置效率等方面均产生了强烈的作用路径。

1.改变技术创新模式选择

任何技术的创新模式都包括自主创新、模仿创新和合作创新等几方面，高新技术的创新亦是如此。通过XXX对于中兴通讯和华为科技的制裁，国内诸多高科技公司深刻意识到过多的依赖于域外国家的技术和产品供应虽然在短期内可以促进其业务的迅速发展，单从长期来看必将会受制于人，尤其在当下国际环境不稳定的情况下，经济制裁和出口管制已经成为国家间惯用的伎俩。对于中兴通讯和华为科技而言，经过此次事件后，对其影响意义可谓深远，尤其对其在日后的技术创新模式的选择上亦是如此。

随着中美两国在通讯技术上的差距不断缩小甚至呈现出超越之势时，XXX采取了包括出口管制在内的一切手段来限制中国的通讯业的发展。此时，中兴通讯和华为纷纷改变传统的以模仿或者合作创新的形式来促进自身的技术研发和进步，自主创新已成为其主要的技术创新手段。例如针对谷歌公司停止向华为授予相关服务，激发了华为强烈的自主研发意识，从全球范围内以高薪吸引人才，并且始终以摆脱安卓系统的制约为目标，大力研发自身的更为先进的“鸿蒙”系统。而这一切的变化，正是基于X对华日趋严厉的高新技术出口管制的背景下完成的。

2.扭曲技术引进路径选择

相对于原先较为宽松的出口管制和自由交易的环境，严厉的出口管制必然会增加国内以中兴通讯和华为科技为代表的科技公司的研发成本，同时由于处于研发初期其研发效率也并不高，具体表现如下：

一方面政治因素对技术引进路径具有决定性的作用。技术引进方在选择技术引进路径时，技术引进的制度风险远远超过经济风险，首要考虑的是两国的政治关系。当前，随着中国的崛起，X越来越强化对华高技术出口管制，致使中兴和华为的技术引进路径不得不转向X以外的其他发达国家。

另一方面技术引进路径是次优选择的结果。X对于中国严格的高新技术出口管制将严重扭曲科学技术市场资源的配置。中兴和华为与诸多X公司的合作均是基于按照帕累托最优效率的原则下开展的，即能够以最小成本、最短时间、最高效率获得所需要的技术来满足企业发展和业务扩张的需要。而在严厉的出口管制背景下必然会降低华为和中兴通讯在技术引进路径中的效率，即只能以相对小的成本、相对短的时间和较高的效率且非设限国家或管制比较宽松的国家引进技术，而此时的技术引进路径仅仅是“次优”的选择结果。

3.改变技术创新资源配置效率

正是由于在X实施的严格的出口限制背景下，改变和扭曲了华为和中兴通讯的技术引进路径后，最终导致这两家公司在研发资本、科研人员以及知识存量等诸多领域的资源配置效率。

首先改变了华为和中兴通讯的研发资本结构。当X加强出口管制时，华为和中兴用于研发投入的资本趋于增加，而用于技术引进的资本趋于下降。在X宣布将禁止X企业向华为提供技术转让和相关产品后，华为已经深刻意识到自主研发的重要性，随即宣布在未来的时间内将投入上千亿资本来进行5G技术和自主系统的研发工作，从而使得研发资本的比重不断增加，目前已经达到其销售收入的14%，在国内任何企业中都是首屈一指。其次改变了两个公司的人力资源结构。X出口管制潜在影响了华为和中兴通讯的科技人才的配置结构。当管制趋严的背景下，一方面这两个公司的技术创新人才主要依赖国内科技人才的培养和投入，另一方面X严格限制其国内掌握前沿技术的科技人员赴华从事科研活动或与中国科研人员进行跨国科研合作，由此促使华为和中兴公司转向与X以外的其他国家开展技术合作。华为所开展的从全球范围内引进人才正验证了这一改变。最后改变知识存量规模。现有知识存量规模越大，则研发资本和科技人才的边际产出越大，从而越有利于技术创新。无论是基础研究领域还是应用研究领域，如果能够及时获得国外最新技术溢出，则本国知识存量的增速将加快。X出口管制对华为和中兴通讯的知识存量的增速存在潜在的负面冲击。

五、X对华实施出口限制的应对机制

（一）提高自主研发能力

近些年来，X对中国的技术进行严格的出口管制，目的是希望中国在高新技术领域对X产生依赖，从而逐步降低和丧失自主研发能力。因为，如果中国在高新技术领域逐渐丧失了自主研发能力，而是通过单纯的引进来促进其发展，那么X便可以通过其限制出口技术和产品来轻而易举的达到控制中国的目的，中国便会为了某一项科学技术的引进而牺牲更大的经济利益或者战略意义。因此我国必须加大经济投入、政策投入和教育投入，提升科技工作者的自主研发能力，增强国家的科技创新能力。X对中国高技术出口管制的范围大都是具有战略意义的关键领域的高新科技与产品，如果我国的高新科技产品领先于国际水平甚，那自然X在这方面技术的出口管制就会变得毫无意义。

（二）以积极姿态开展中美贸易协商

一方面利用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来开展中美贸易协商，这一对话机制是中国和X两个大国双方关于两国经济、关系发展的长期性、战略性和全局性问题而进行相互深入交换意见的对话机制，是两个大国之间增强相互信任，相互合作和加深相互了解的重要的平台。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应当充分利用这个平台，积极同X进行交涉，促使X放松对中国的高技术产品出口管制。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作为中国和X双方沟通的重要桥梁不仅会极大地促进两国的经济贸易往来，更会增强两国的战略互信，使X更全面的了解和平崛起的中国，实现共同的和谐的全面的发展。

另一方面中美双方的不了解是产生误会和分歧的根源之一，由于中国和X在历史文化、政治制度、意识形态等方方面面存在着不同，中美双方的了解程度极为有限，极易导致中美两国双方的分歧和误解。现如今中国迅猛发展的经济和日渐强大的综合国力，使X和西欧各国普遍感到担忧，担心中国的发展汇需求更多的资源、市场。所以，我国若想X放松乃至取消对中国的技术出口管制，应当加强与X各界的交流与合作，在此基础之上实现未来的高精尖科技领域的深入交流与合作。

（三）拓展第三方合作平台，分散风险

我国需要坚定不移地扩大对外开放，加强与德国、日本、韩国等国在高科技领域的技术合作，鼓励企业扩展跨国技术合作渠道，通过建立海外研发机构，开展全球联合研发、研发服务外包等多种方式，统筹利用国际国内优势资源，打造全球研发创新网络。同时为了降低运营风险，我国有关企业必须积极拓展国际供货渠道来源，促进重要零部件进口来源多元化，优化企业供应链结构，从而突出X技术封锁的重围。特别是对于自身关键技术不成熟的企业，应该争取与多个国家供应商展开合作，丰富企业的供应链渠道，建立多条供应关系渠道，进而分摊贸易合作风险。避免出现像中兴通讯这样被制裁之后生产陷入“瘫痪”状态的情况。

（四）遵守WTO法律法规，合法经营

中国跨国企业需要充分理解X及其他域外国家出口管制的相关制度，结合自身经营进行相应的影响评价和风险评估，特别是在美经营的中国跨国公司，最好能成立具备专业知识的出口合规团队，确保所有出口活动的合规性；制定企业内部出口控制流程、审查物流流程；做好内部合规培训；了解货物的最终用户和最终用途。此外，现有规则依旧存在诸多不确定性，并给予执法机构很大的自由裁量权，XX和相关企业应高度重视、持续关注后续将出台的实施细则和执法实践。避免再次出现诸如中兴通讯般的遭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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