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生人际信任、社会支持与父母教养方式的相关研究

　　摘要：本研究以某学院大一至大四学生为被试，采用人际信任、社会支持和父母教养方式问卷为研究工具，随机抽取300名大学生进行问卷调查。从性别、年级、专业、生源地、家庭情况、家庭经济情况、是否学生干部和是否独生子女这八个方面做了差异性检验，此检验涉及大学生人际信任、社会支持和父母教养方式三个变量，并在此基础上分析了三者之间的相互关系，得出如下结论：

　　（1）大学生人际信任处于中下水平，在性别，年级，专业等八个维度都不存在显著性差异；

　　（2）大学生社会支持情况较好；大学生社会支持在年级，家庭状况，是否独生，是否学生干部存在显著性差异；

　　（3）大学生的父母教养方式在性别，年级，生源地，是否独生，家庭经济状况存在显著性差异；

　　（4）大学生积极的父母教养方式得分，社会支持得分与人际信任得分呈显著负相关，积极父母教养方式和社会支持对人际信任有显著正向预测作用。

　　【关键词】父母教养方式；社会支持；人际信任

　　随着国家教育政策的不断完善，大学生这个群体在社会所占的份额越来越大。大学作为一个步入复杂社会的一个缓冲期，人际交往相对中学而言更为复杂，如何与他人建立良好的人际关系是大学生的必修课。近几年，大学生之间发生矛盾而产生的命案日渐增多，这让我们不得不关注大学生人际交往中的种种问题，而人际信任是人际交往的基础，人际信任度高有助于建立良好的人际关系[1]。国内研究表明，大学生对社会信任度与初高中生相比是最低，这也从侧面反映出大学生虽然生活经验增加，但是心态却不容乐观，这就需要我们给予大学生更多的关注。

　　在心理学研究中，遗传和环境是决定个体发展的两大因素，而家庭环境是环境中相对较为重要的影响因素。父母教养方式并不单单指父母的教育方法和立场，也应该包含由此形成的家庭氛围内的各种隐性教育因素。研究表明父母的教养方式对儿童的社会化发展具有极其重要的影响，儿童通过接受父母的教育方式给他们的教育影响，形成并获得了社会的价值观和传统的行为习惯，并对将来的发展做好心理学的准备[2]。可能有部分人认为家庭教育对儿女的影响仅仅局限在小时候，但事实上，父母的教养方式对儿女的影响是一辈子的。父母教养方式受到父母性别、受教育程度、子女所在年级和学校类型等影响。积极的父母教养方式对儿女的个人成长必然有积极作用，相对而言，消极的父母教养方式也会导致一定的不利影响。因此，父母教养方式与其他变量的相关性是值得深究的。

　　社会支持对于身心健康影响主要有两大模型。一是主效果模型，该模型认为社会支持广泛具有增益效果，无论个体是否面临压力情境，无论个体因素差别有多大，只要能增进社会支持，就可以提高抵御心理压力的能力，从而帮助其整体健康的提高。二是缓冲器模型，该模型认为社会支持仅仅存在于应激情况下，社会支持往往都是通过人的内部认知系统发挥作用的。不管是缓冲器模型还是主效果模型，都说明了社会支持对于人的身心健康有着积极作用。

　　1.2.1关于社会支持的定义

　　社会支持通常是指来自社会各方面包括父母、亲戚、朋友等给予个体的精神或物质上的帮助和支持的系统[3]。社会支持可以分成两类：一是客观的、可见的或实际的支持；二是主观的、体验到的情感上的支持[4]。

　　本文对社会支持的定义为：社会支持是指个体从他人或社会关系网络中获得一般或特定的支持性资源以帮助自己应对生活中的各种问题或危机，是个体从其所拥有的社会关系中获得的精神上和物质上的支持，还是个体所拥有的社会关系的量化表征[5]。

　　1.2.2关于人际信任的定义

　　自“信任”一词概念的提出后，一批心理学家开始了对人际信任的研究。人际信任是个体在人际互动过程中建立起来的对交往对象的言词、承诺等可靠程度的一种心理期望[6]。作为人类的一种特殊心理状态和行为模式，在人类社会中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其重要性自古以来就受到学者们的重视[7]。

　　本文对人际信任定义：人际信任（InterpersonalTrust）是指在人际交往中，双方对对方能够履行他所托付之义务及责任的一种保障感[8]。

　　1.2.3关于父母教养方式的定义

　　父母教养方式是指父母在抚养、教育子女的活动中表现出来的一种行为倾向，是其教育观念和教育行为的综合体现，在子女的心理发展过程中起着深刻而长远的影响[9]。本文采取对家庭教养方式的定义为：在家庭生活中以亲子关系为中心，父母在对子女进行抚养与教育的日常活动中所表现出来的一种对待孩子的相对稳定的，固定的行为模式和行为倾向。是父母传达给子女的态度以及由父母的行为所表达出的情感气氛集合体[10]。

　　1.3.1人际信任的研究现状

　　大学是处于建立良好人际信任的关键期，大学生人际信任水平对其心理健康发展有着重要的影响。了解大学生人际信任基本情况，给高校开展心理健康课提供理论依据，提高大学生人际信任水平有利于以后更好的适应竞争激烈的社会。我国学者王昭光、刘欣以信任作为自变量，总结出了信任的四种类型，主要是亲人间的信任、朋友间的信任、熟人间的信任以及社会的信任。人际信任有一特点，就是脆弱性。我们建立彼此的信任可能要一段时间，但是破坏彼此的信任可能就因为一件小事，这跟个体的认知判断有关。关于大学生的人际信任研究主要有有以下几点，国内研究发现，相对于初高中学生，大学生对社会的信任度是最低的，表明大学生随着社会经验的增多，对于社会表现出一种迷茫跟怀疑的心态，大学生人际信任状况应得到关注；人际信任与父母养育方式存在着相关，父母积极的养育方式可使子女增加人际信任度，特别可增加子女乐于助人的行为[9]；大学生人际信任与自我价值感存在正相关；心理控制源的内外控与人际信任也相关，表明了内控者相比于外控者有更高的信任度。

　　1.3.2社会支持的研究现状

　　经研究表明，社会支持对人身心健康有着积极作用。因此，很多研究开始选取社会支持作一研究变量。社会支持研究对象也十分的广泛，青少年，老年人均为研究对象，后来逐渐细化为具体研究对象，例如农村留守妇女，艾滋病病人等等。但是单一研究社会支持的研究并不多，更多的是采取多研究变量为一体相对较多。按以往研究来看，对于大学生社会支持的研究主要在于以下三方面（1）提供社会支持人数，但现在社会支持人数多少适合暂且没有一个合适的定论（2）支持来源，Kriegler等（1985）研究发现，大学生的核心家庭成员支持是十分重要，但wong(1997年)对香港大学生进行研究发现，绝大多数的大学生是从朋友处寻找支持（3）支持性质，Winer（1971）研究得出个体获得朋友的情感支持多于工具支持，而父亲提供的工具支持较多，母亲是两者双持平。

　　影响社会支持的因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1）性别差异。性别不同支持来源也会不同。（2）年级差异。程虹娟（2002年）研究发现大一社会支持最多，大二最少，大一的社会支持以朋友同学支持最多。（3）家庭因素。Holmbeck&Wandrei(1993)证实了父母的社会支持可预测进入大学的适应状况。

　　1.3.3父母教养方式的研究现状

　　父母教养方式对于个体发展的作用是不言而喻的，个体的成长是离不开父母的引导，教育。在父母的教养方式相关研究主要对象是婴幼儿，后来逐渐扩大为小学生，中学生到大学生。有研究表明，父母教养方式不同的青少年，其身心发展状况也不同，通过改进父母教养方式，可以促进儿童更加健康或缓解儿童发展中出现的问题[11]。前苏联、捷克、匈牙利等国一些心理卫生专家经过多年额跨国协作研究后认为：父母教养方式对保持和巩固青少年心理健康有最为直接的作用，因为它能积极影响青少年性格和个性[12]。X著名心理学家鲍姆林特（D.Baumrind）研究表明专制性的家庭中的青少年独立性较低，社会责任感不强；宽容型家庭中的青少年缺乏自我控制力，缺乏社会责任感和独立性，在认知和社会性发展中缺乏主动性[13]。国内研究主要对象是青少年，钱铭怡、肖广兰（1998）通过对青少年心理健康水平、自我效能、自尊与父母教养方式的相关研究发现，当父母对儿女表现关心温暖和理解的时候，有利于子女形成较高的自我效能感，有利于提高自我调节能力。积极的父母教养方式有利于子女健康心理的建立，相对的，消极的父母教养方式对子女的成长有各种消极的影响。

　　1.3.4父母教养方式与社会支持的关系研究现状

　　通过查阅资料发现，初中生的社会支持源主要来自同性朋友，且随着年龄的增加，父母的教养方式逐渐趋向消极。马存燕研究发现，父母教养方式与初中生的社会支持存在一定的关系。父母教养方式不同的初中生，对社会支持感受也不同[13]。父母教养方式属于接纳性的学生的社会支持程度较高，与他人发生冲突的可能性也相对较少。相对而言，父母教养方式属于惩罚性的初中生，社会支持程度低且冲突更多。

　　胡军生对父母养育方式和社会支持对青少年心理健康的影响做了研究，发现除了情感温暖与理解可以正向预测个体的主观支持外，父亲的过分干涉也可以正向预测个体的主观支持。父亲的惩罚与严厉可以负向预测个体的主观支持。父亲的情感温暖与理解可以正向预测个体对支持的利用度，而过度保护可以负向预测个体对支持的利用度[14]。

　　1.3.5父母教养方式与人际信任的关系研究现状

　　应湘等人对外来工子女人际信任与父母养育方式的关系做了研究，发现相对本地居民而言，外来工子女的人际信任与父母教养方式的联系更为密切。但是本地初三学生的人际信任与父母教养方式更为密切。父亲的保护与关心可以有效预测外来人口子女的人际信任。父母关心理解因子、父亲保护因子与男生人际信任呈显著正相关，父母关心理解因子与女生人际信任呈显著负相关[15]。

　　通过对大学生人际信任与父母教养方式的相关研究发现，父母教养方式是影响大学生人际信任的重要因素之一。马长征[16]发现，人际信任与父母教养方式中的父、母情感温暖理解因子均表现出显著的正相关（P＜0.01），而父、母惩罚严厉和拒绝否认因子表现出显著的负相关（P＜0.05）。其次，父母过度保护与人际信任水平呈显著正相关（P＜0.05）。通过研究发现，积极的家庭教养方式有助于提高人际信任，相对而言，消极的家庭教养方式妨碍人际信任的发展。

　　1.3.6人际信任和社会支持的关系研究现状

　　李巧巧等人对大学生社会支持与人际信任的关系研究，通过回归分析显示，社会支持三个维度都影响着个体的人际信任水平。人际信任总分与社会支持的三个维度，即客观支持、主观支持、支持利用度都存在显著的正相关。说明大学生获得的社会支持越多，人际信任度就越高。换言之，大学生遇到困难时，得到各种社会支持解决其物质和心理诉求，有益于他们建立较高的自我价值感。

　　但陈晓云，卢艳绯[1]对高校大学生人际信任与社会支持的相关性研究发现，人际信任与社会支持呈显著相关，这与李巧巧[17]所做的研究结果不一样。陶婉[18]也对大学生人际信任与社会支持的相关作出研究，发现主观支持、客观支持和支持利用度均与人际信任程度呈明显的负相关关系。查阅更多资料，学者对于社会支持与人际信任存在负相关给出这样的解释：大学生的人际信任在大学阶段处于不稳定状态，社会的个人利益为中心的功利想法和行为，使大学生一时不能接受和适应，这时他们的人际信任态度和社会支持都会受到一定冲击[1]。

　　1.4.1研究意义

　　在竞争激烈的社会，大学作为迈入社会的过渡期，如何培养良好的人际信任是个体进入复杂社会前的必修课。近年来，大学生人际关系问题日渐显现，从马加爵事件到今年四川师范大学杀人案，杀人手段都是十分残忍，都让人唏嘘不已。让我们不禁感叹到现在学生心理素质处于一个劣势，如何提高学生心理素质水平成了一大问题。越来越多的校园伤人杀人事件也从侧面反映出现在大学生人际交往当中存在各种问题。而人际信任是人际交往中的基础，如何培养良好的人际信任度是大学心理健康的必修课。近年来，研究大学生人际信任影响因素的参考文献虽多，但是主要集中在个人影响因素，但是人际交往并不是个人可以完成的事情，我们除了从个人层面出发，我们也可以在群体层面来了解个体信任度低的原因和解决方法。

　　所以本研究的意义在于，除了从个人因素来考虑人际交往问题，且从各种人际因素来考虑人际信任，了解现阶段大学生人际信任现状，从社会支持的各个维度考虑与人际信任关系，结合父母教养方式，多方面了解影响大学生信任度的因素，从而提出各种提高大学生信任度水平的解决方案。

　　1.4.2研究创新之处

　　近几年对于人际信任与父母教养方式的相关研究逐渐增多，但是主要研究对象是初中生，大学生作为研究对象的研究较少。而本研究使用研究群体为大学生，且在当中加入社会支持这个研究变量，可以多方面了解大学生人际信任的影响因素。通过问卷抽查的方法进行调查。查阅资料发现，大学生人际信任现状的调查都是比较旧的数据，对于快速发展的社会，不断更新资料是有必要的。从多方面考虑影响人际信任程度是有利于增加提高大学生信任度的手段，以便于大学生适应这个竞争激烈的社会。

　　本研究采用问卷调查的方法，随机抽取盐城师范学院本科学生325名作为被试进行调查，最后有效问卷一共有300份。其中有79名男生，221名女生；大一学生118人，大二学生76人，大三学生74人，大四学生32人；文科学生117人，理科学生183人；农村户口154人，城市户口146人；学生干部125人，非学生干部175人；双亲家庭277人，单亲家庭23人；家庭经济偏上9人，家庭经济中等227人，家庭经济偏低64人；独生子女166人，非独生子女134人。

　　2.2.1社会支持量表

　　运用肖水源，杨德森等的《社会支持评定量表》该问卷包括10个题目，分为客观支持、主观支持和对支持的利用度三个维度评分。分数越高，表明个体社会支持越好。问卷总分重测一致性R=0.92（P＜0.01）各条目一致性a系数为0.888

　　2.2.2人际信任量表

　　人际信任量表用于测试受试者对他人行为、承诺或陈述之可靠性的估计[19]。共25个项目，采用五分对称评定分法，1分为完全同意，5分为完全不同意。其中12题采用正向记分，13题采用负向记分。量表总分从25至125，中间值为75，测查时间10~15分钟。量表的分半信度为0.76，男为0.77，女为0.75，间隔7个月的重测信度为0.56。得分越高，人际信任程度越低。

　　2.2.3父母教养方式量表

　　父母教养方式（EMBU）是由瑞典Umea大学精神医学系C.Perris等人共同编制。中国医药大学岳冬梅[20]等进行本土化修订后的中文版包括66个条目，分别由58和57个条目组成父亲量表和母亲量表，包括6个父亲因子分和5个母亲因子分。每一条目分为1-4个等级记分，同一条目中按照幼年时的实际情况对父亲和母亲的教养方式分别进行回答。

　　3.1.1大学生人际信任的总状况分析

　　通过对300名被试的数据进行描述性分析，得出其人际信任的总体情况，如表1：

　　表1大学生人际信任的总体情况

　　该量表在计分时采用的是五分评定分法，其中“同意与不同意”这一选项记为中等水平，赋值为3，人际信任量表共有25个项目，分值范围为25至125分，其中75为中间值。结果表明，在被调查的300名被试中，人际信任低于中间值的占总人数的37.3%，总体人际信任的平均分为77.84，最小值为48，最大值101，说明在研究群体中，人际信任的总体情况并不是特别糟糕，但是还需要进一步的提高大学生人际信任度。

　　3.1.2大学生人际信任的差异分析

　　3.1.2.1性别差异

　　对男生和女生的人际信任进行独立样本T检验，以下表2为所得结果：

　　表2大学生人际信任的男女差异（M±SD）

　　根据表2结果可知，人际信任在男女之间不存在显著性差异。

　　3.1.2.2年级差异

　　通过对不同年级被试在人际信任量表的得分进行ANOVA检验，检验结果见表3：

　　表3大学生人际信任的年级差异（M±SD）

　　从表3中可以看出，不同年级的大学生在人际信任总分不存在显著性差异。

　　3.1.2.3专业差异

　　通过对文科生和理科生的人际信任总分进行独立样本T检验，检验结果见表4：

　　表4大学生人际信任的专业差异（M±SD）

　　从表4中可以看出，理科生和文科生在人际信任总分上无显著差异。

　　3.1.2.4生源地差异

　　通过对不同生源地大学生的人际信任进行独立样本的T检验，检验结果见表5：

　　表5大学生人际信任的生源地差异（M±SD）

　　从表5中可以看出，不同生源地的大学生在人际信任得分上不存在显著性差异。

　　3.1.2.5是否独生子女差异

　　通过对是否是独生子女的大学生的人际信任进行独立样T检验，检验结果见表6：

　　表6大学生人际信任的是否独生差异（M±SD）

　　从表6中可以看出，独生子女与非独生子女在人际信任总分上无显著差异。

　　3.1.2.6是否学生干部差异

　　通过对是否是学生干部的大学生的人际信任进行独立样T检验，检验结果见表7：

　　表7大学生人际信任的是否学生干部差异（M±SD）

　　从表7中可以看出，学生干部与非学生干部在人际信任总分上无显著差异。

　　3.1.2.7家庭情况差异

　　通过对家庭情况的大学生的人际信任进行独立样T检验，检验结果见表8：

　　表8大学生人际信任的家庭情况差异（M±SD）

　　从表8中可以看出，双亲家庭和单亲家庭在人际信任总分上无显著差异。

　　3.1.2.8家庭经济情况差异

　　通过对家庭经济情况的大学生的人际信任进行ANOVA检验，检验结果见表9：

　　表9大学生人际信任的家庭经济情况差异（M±SD）

　　人均收入低于2000家庭判定为家庭经济情况偏下，人均收入高于2000低于7000的为家庭经济情况中等，人均月收入高于7000的为家庭经济情况偏上。

　　从表9中可以看出，家庭经济情况在人际信任总分上无显著差异。
 

　　3.2.1大学生社会支持的总状况分析

　　通过对300名被试的数据进行描述性分析，得出其社会支持的总体情况，如表10:

　　表10大学生社会支持的总体情况

　　该量表包括10道题目，主观支持总分为34，中间值为17，样本所测的主观支持平均分为19.88±3.60。对支持的利用度满分为12，中间值为6，样本所测的对支持利用度总分为7.68±1.49。对支持的利用度与主观支持的平均分都略高于与中间值，说明所测样本的主观支持与对支持的利用度相对较好。

　　3.2.2大学生社会支持的差异分析

　　3.2.2.1性别差异

　　对男生和女生的社会支持进行独立样本T检验，以下表11为所得结果：

　　表11大学生社会支持的男女差异（M±SD）

　　根据表11结果可知，客观支持，主观支持，对支持的利用度和社会支持总分在男女之间不存在显著性差异。

　　3.2.2.2年级差异

　　通过对不同年级被试在社会支持的得分进行ANOVA检验，检验结果见表12：

　　表12大学生社会支持的年级差异（M±SD）

　　注：*表示p<.05，**表示p<.01，***表示p<.005（下同）

　　从表12中可以看出，不同年级的大学生在客观支持总分和社会支持总分存在显著性差异。主观支持总分和对支持的利用度不存在显著性差异。事后检验结果如下：

　　表13不同年级大学生客观支持与社会支持总分差异检验的事后检验

　　从表13可知，在大学生客观社会支持中，大四学生得分显著高于大一、大二和大三学生；在大学生社会支持总分中，大四学生得分明显高于其他三个年级。

　　3.2.2.3专业差异

　　通过对文科生和理科生的社会支持总分进行独立样本T检验，检验结果见表14：

　　表14大学生社会支持的专业差异（M±SD）

　　从表14中可以看出，理科生和文科生在客观支持，主观支持，对支持的利用度和社会支持总分上无显著差异。

　　3.2.2.4生源地差异

　　通过对生源地的大学生的社会支持进行独立样本的T检验，检验结果见表15：

　　表15大学生社会支持的生源地差异（M±SD）

　　从表15中可以看出，生源地在客观支持，主观支持，对支持的利用度和社会支持总分上无显著差异。

　　3.2.2.5是否独生子女差异

　　通过对是否是独生子女的大学生的社会支持进行独立样T检验，检验结果见表16：

　　表16大学生社会支持的是否独生差异（M±SD）

　　从表16中可以看出，是否独生子女的大学生在主观支持和社会支持总分上显著性差异。非独生子女的主观支持总分显著高于独生子女的得分，非独生的社会支持总分明显高于独生社会支持总分，客观支持与对支持的利用度无显著性差异。

　　3.2.2.6是否学生干部差异

　　通过对是否是学生干部的大学生的社会支持进行独立样T检验，检验结果见表17：

　　表17大学生社会支持的是否学生干部差异（M±SD）

　　从表17中可以看出，学生干部与非学生干部在对支持的利用度和社会支持总分上有显著性差异，学生干部对支持的利用度和总分都显著高于非学生干部，客观支持总分与主观支持总分无显著性差异。

　　3.2.2.7家庭情况差异

　　通过对家庭情况的大学生的社会支持进行独立样T检验，检验结果见表18：

　　表18大学生社会支持的家庭情况差异（M±SD）

　　从表18中可以看出，是否单亲家庭在主观支持总分（p＜0.05）上有显著性差异。双亲家庭在主观支持总分得分显著高于单亲家庭，客观支持总分，对支持的利用度与社会支持总分无显著性差异。

　　3.2.2.8家庭经济情况差异

　　通过对家庭经济情况的大学生的社会支持进行ANOVA检验，检验结果见表19：

　　表19大学生社会支持的家庭经济情况差异（M±SD）

　　从表19中可以看出，家庭经济情况在客观支持，主观支持，对支持的利用度和社会支持总分上无显著差异。

　　3.3.1大学生父母教养方式的总状况分析

　　通过对300名被试的数据进行描述性分析，得出其社会支持的总体情况，如表20：

　　表20大学生父母教养方式的总体情况

　　该问卷按照1—4等级记分，父母的情感温暖总分都为76，中间值为38，父母的情感温暖都高于中间值，但父亲的情感温暖得分明显高于母亲。父亲的惩罚，严厉因子总分为48，中间值为24，所测样本得分明显低于中间值，父亲的过度干涉因子总分40，中间值为20，所得样本的平均值与中间值相近。父母偏爱被试因子，总分为20，父亲的平均分与中间值相近，母亲的偏爱得分略微高于父亲，父亲的拒绝因子总分为24，母亲的拒绝否认因子总分为32，样本平均值都低于中间值，父亲过度保护因子，总分为24，样本平均值低于中间值。母亲的过度干涉因子总分为64，平均分为32，样本的平均值高于中间值，母亲的拒绝因子总分为32，惩罚因子的总分为36，样本的得分都明显低于中间值。

　　3.2.2大学生父母教养方式的差异分析

　　3.3.2.1性别差异

　　对男生和女生的父母教养方式的进行独立样本T检验，以下表21为所得结果：

　　表21大学生父母教养方式的男女差异（M±SD）

　　根据表21结果可知，除了父母的偏爱被试这个因子在性别上没有显著性差异外，其余因子均有不同程度的显著性差异。父母的情感温暖因子上，女生的情感温暖得分高于男生，父母的过度干涉，拒绝否认，惩罚严厉与父亲的过度保护这七个维度中男生的得分都高于女生。

　　3.3.2.2年级差异

　　通过对不同年级被试在父母教养方式上进行ANOVA检验，检验结果见表22：

　　表22大学生父母教养方式的年级差异（M±SD）

　　从表22中可以看出，父母的情感温暖这两个因子在年级上存在显著性差异。其他九个因子在年级上不存在显著性差异。事后检验如下：

　　表23不同年级大学生父母情感温暖因子差异检验的事后检验

　　从表23可知，大四学生的在父亲情感温暖因子得分低于大二和大三学生，大二学生得分低于大三学生。大四学生在母亲情感温暖因子得分低于大一、大二和大三学生，大二学生得分高于大一学生。

　　3.3.2.3专业差异

　　通过对文科生和理科生的父母教养方式进行独立样本T检验，检验结果见表24：

　　表24大学生父母教养方式的专业差异（M±SD）

　　从表24中可以看出，理科生和文科生在父母惩罚严厉和拒绝否认这四个因子上有不同程度的显著性差异。这四个因子中，理科生的得分都比文科生高。其他的七个因子在专业方面并无显著性差异。

　　3.3.2.4生源地差异

　　通过对生源地的大学生的父母教养方式进行独立样本的T检验，检验结果见表25：

　　表25大学生父母教养方式的生源地差异（M±SD）

　　从表25中可以看出，生源地在父母偏爱被试这个因子上有显著性差异，城镇学生比农村学生得分更高。

　　3.3.2.5是否独生子女差异

　　通过对是否是独生子女的大学生的父母教养方式进行独立样本T检验，检验结果见表26：

　　表26大学生父母教养方式的是否独生差异（M±SD）

　　从表26中可以看出，是否独生子女在父母偏爱被试，母亲情感温暖和过度干涉这四个因子上有显著性差异。独生在这四个因子的得分都明显的高于非独生。

　　3.3.2.6是否学生干部差异

　　通过对是否是学生干部的大学生的父母教养方式进行独立样T检验，检验结果见表27：

　　表27大学生父母教养方式的是否学生干部差异（M±SD）

　　从表27中可以看出，是否学生干部在父母教养方式中十一个因子均无显著性差异。

　　3.3.2.7家庭情况差异

　　通过对家庭情况的大学生的父母教养方式进行独立样T检验，检验结果见表28：

　　表28大学生父母教养方式的家庭情况差异（M±SD）

　　从表28中可以看出，双亲还是单亲家庭在父母教养方式中的十一个因子均无显著性差异。

　　3.3.2.8家庭经济情况差异

　　通过对家庭经济情况的大学生的父母教养方式进行ANOVA检验，检验结果见表29：

　　表29大学生父母教养方式的家庭经济情况差异（M±SD）

　　从表29中可以看出，家庭经济情况在父母的过分干涉和母亲的拒绝否认这三个因子存在显著性差异。事后检验如下表30：

　　表30不同经济情况的大学生的父母过分干涉与母亲拒绝否认差异检验的事后检验

　　从表中可知，家庭经济情况偏上的大学生在父母过分干涉，母亲拒绝否认这三个因子上得分明显高于家庭经济情况中等和偏下的学生。

　　3.4.1大学生人际信任与社会支持的相关分析

　　通过对大学生人际信任与社会支持的相关分析（皮尔逊相关系数）和多元线性回归分析，结果如表31所示：

　　表31大学生人际信任与社会支持的相关分析（r）

　　注：*表示p<.05，**表示p<.01，***表示p<.01（下同）

　　从表31可知：大学生的人际信任得分与社会支持各个维度得分呈现显著的负相关。即人际信任程度越高的客观支持，主观支持，对支持的利用度与社会支持程度越高。人际信任总分与社会支持各个维度相关，人际信任与客观支持总分的相关程度最低，人际信任与社会支持总分的相关性达到最高。

　　3.4.2大学生人际信任与父母教养方式的相关分析

　　通过对大学生人际信任总分与父母教养方式的各个因子进行相关分析（皮尔逊相关系数）和线性回归分析，结果如表29所示：

　　表32大学生人际信任与父母教养方式的相关分析（r）

　　从表32可知：人际信任与父母教养方式部分因子有显著性相关，父母的拒绝否认因子，惩罚严厉因子和过度保护因子得分与人际信任得分呈正相关，即惩罚，拒绝否认等等消极的教养方式因子会降低大学生人际信任程度。人际信任得分与父母情感温暖因子得分呈显著负相关，说明感受到父母情感温暖的学生，人际信任程度相对较高，感受到父母拒绝否认等消极教养方式的学生，人际信任程度较低。人际信任在父亲的情感温暖因子的相关性大于母亲的情感温暖因子。父亲的拒绝否认与人际信任的相关性高于母亲的拒绝否认因子。

　　3.4.3社会支持，父母教养方式对人际信任的回归分析

　　为了明确社会支持，父母教养方式对人际信任的预测作用，将社会支持总分与各维度、父母教养方式的所有因子作为自变量，对人际信任做回归分析，结果见表33：

　　表33初中生社会支持，父母教养方式对初大学生人际信任的回归分析

　　由表33可得，在预测大学生人际信任时，社会支持总分，母亲过度干涉，父亲情感温暖和父亲偏爱被试等四个因子均进入了回归方程，回归方程F(4,300)=11.88在0.001水平上显著。调整后的判定系数R²为0.137，即社会支持，父亲情感温暖，偏爱被试和过度干涉保护被试可以预测人际信任13.7%的变异，其中父亲情感温暖和社会支持对人际信任有正向预测作用，母亲过度的干涉保护和父亲偏爱被试对人际信任有负向预测作用，即母亲过度保护和父亲偏爱被试会导致人际信任降低。

　　本次研究通过调查某学院300名大学生被试在人际信任、社会支持以及父母教养方式当前状况，了解从性别、年级、专业，家庭情况和生源地等八个因素上来说是否会对这3个变量产生影响，并且深入分析了人际信任、社会支持和父母教养方式的相互关系。

　　4.1.1大学生人际信任的总体情况讨论

　　本文研究数据显示人际关系从总体来看情况不容乐观，低于中间值的75的人数占据了37.3％，说明有将近三分之二的学生人际信任还不够，因此，提高大学生人际信任的任务刻不容缓。随着不断的了解社会发生的种种事情，消极的社会事件不断的冲击大学生原有的美好想象，导致逐渐降低大学生对这个社会的信任感，因此，我们需要从多个方面来提高大学生人际信任度。

　　4.1.2大学生人际信任的差异情况讨论

　　大学生人际信任在性别、年级等八个因素中均无显著性相关。金艳玲在硕士研究生人际信任，社会支持与孤独感中发现，人际信任在生源、年级、是否婚恋和是否有工作经历上不存在差异，在性别上存在显著性差异[21]。杨菲菲[22]等人发现人际信任在学校、性别、年龄、民族、专业等变量上都不存在显著差异，而总体水平较高（80±10.047）。

　　4.2.1大学生社会支持的总体情况讨论

　　根据以上结果，大学生在社会支持各维度总分处于中上水平，说明所测样本中，客观支持，主观支持，对支持的利用度都相对较好。

　　4.2.2大学生社会支持的差异情况讨论

　　不同年级在客观支持总分和社会支持总分上有显著性差异，大四学生在客观的社会支持总分明显高于其他三个年级，可能是因为刚迈出社会，学会不断的与他人交往，大四学生懂得如何去寻找更多的支持，而其他三个年级的学生都在学校内学习，人际交往方面相对大四学生较为单纯，因此，大四学生的客观支持总分更高。因为客观支持总分有显著性差异，导致最后的社会支持总分也有显著性差异。

　　是否独生在主观支持总分有显著性差异，非独生子女在主观支持总分略高于独生子女。我对此解释是：非独生子女更多的可能与自己的兄弟姐妹相处，导致长大以后更容易与他人相处，更容易获得社会支持，而独生子女从小面对的可能就只有父母，交往相对较为简单，所以长大以后对于主观社会支持的获得没那么容易。

　　是否学生干部在支持的利用度上有显著性差异，学生干部对支持的利用度上平均得分略微高于非学生干部，学生干部在学校中参与各种社团活动，在潜移默化中不断学会了如何提高支持的利用度，而非学生干部相对而言，对社团活动的参与性可能不是特别高，所以对于社会支持的利用度的提高有所欠缺。

　　家庭状况在主观支持得分上有显著性差异，双亲家庭被试的主观支持得分高于单亲家庭被试得分。在单亲家庭环境氛围中，缺少父母其中一方的关爱，对于孩子的心灵有一个较大的冲击，导致主观支持降低，因此单亲家庭的被试在主观支持得分上略低于双亲家庭被试。

　　相关研究表明，研究生在支持的利用度上存在性别差异，主观支持在是否婚恋上存在差异[21]。陈晓云[1]发现在支持的利用度上存在性别差异，女生在这维度的得分明显高于男生，来自农村的学生在主观支持，对支持的利用度明显高于城市学生。三年级学生的客观支持低于一年级学生。

　　4.3.1大学生父母教养方式的总体情况讨论

　　测试样本中，被试对于父亲的情感温暖得分明显高于母亲的情感温暖得分，可能是因为所测样本中，大多数的被试是女生，恋父情结的存在，可能导致父亲情感温暖得分明显高于母亲的情感温暖得分。从总体情况来看，惩罚严厉，过度干涉等消极的因子都显著的低于平均值，说明所测样本中的父母教养方式更多的偏向积极方面，母亲的过度干涉因子高于平均值，说明在生活上，母亲更多的想保护好自己的孩子，但是可能由于表达方式不恰当，孩子渐渐长大，追求更多的自由，而母亲过多的担心可能会导致孩子的反感。

　　4.3.2大学生父母教养方式的差异情况讨论

　　父母教养方式在性别上，只有父母偏爱被试这因子没有显著性差异，其他因子均有显著性差异。父母的过度干涉，拒绝否认，惩罚严厉等消极因子上，男生得分显著性高于女生得分。俗言道“男孩要穷养，女孩要富养”因此在对男生的教育上，父母更多的要求男生做得更好，因为以后要成为家中的担当，但是男生天生追求的自由跟父母的种种限制是相冲突的，因此，男生在消极的教养方式因子得分明显高于女生的原因，可能不仅父母的教导方式有问题，也有可能是因为男生对父母这种教导有一个错误的认识而导致的。女生在父母情感温暖的得分上要高于男生，女生更多的属于感性的，对于父母的关爱有更全面的认识，所以在情感温暖的得分上要高于男生。

　　父母的情感温暖这个因子在年级上存在显著性差异，其他九个因子没有显著性差异。从上述数据可知，大二学生的父母情感温暖得分最高，大四学生情感温暖得分最低。大四学生正面临就业难关，对于父母的情感温暖可能有所抗拒，因为有可能达不到父母理想的职业要求而产生对父母的关心有所愧疚，从而感受到情感温暖较低。而大二学生刚迈出大一新生时期的懵懂，生活状况较为稳定，与父母的相处也较为融洽，所以对于父母的情感温暖有一个较好的认识。

　　生源地在父母教养方式中的偏爱被试这个因子上有显著性差异。城镇学生在偏爱被试这个因子上得分高于农村学生。城镇学生的父母可能更多的关注着被试的物质与精神上的满足，城镇学生生活质量可能相对而言要高于农村学生，所以在偏爱被试这个因子上，城镇学生得分更高于农村学生。

　　是否独生在父母偏爱被试和母亲的情感温暖与过度干涉有显著性差异。独生子女在这四个因子上都显著比非独生子女要高。因为非独生子女家庭中还有各种兄弟姐妹，所以对于每个孩子的关注都是有限的，而独生子女可谓说是万千宠爱在一身，而母亲相对父亲而言，更多的想要了解孩子的一切，这样就可能会给孩子一种压迫感，所以独生子女在这四个因子上得分明显高于非独生子女。

　　家庭经济情况在父母的过分干涉和母亲的拒绝否认上有显著性差异。经济情况偏上的被试在这三个因子的得分是最高的。家庭经济情况偏上孩子的父母有可能更多的关注的是物质生活，忽视掉精神生活对孩子的重要性，对于孩子的诉求可能选择无视，所以在这三个消极的教养因子上，家庭经济情况偏上的孩子得分较高。

　　从上述分析可知，测试样本中的父母教养方式上较为积极，这结果与陈维扬在师范类大学生人际信任与家庭教养方式相关研究中的结果类似，总体教养方式较为科学[23]。马存燕发现在初中生中，随着年龄的增长，父母教养方式趋向消极，对女生的教养方式上总体比男生积极[13]。

　　4.4.1大学生人际信任与社会支持的关系讨论

　　大学生人际信任得分与社会支持的三个维度得分都有显著的负相关，表明人际信任程度越高，社会支持越高，人际信任与客观支持的相关程度最低，人际信任与社会支持总分的相关程度最高。

　　这结果与陈喜凤[24]等人对大学生人际信任与社会支持的关系研究结果一致，大学生的人际信任程度会随着社会支持的提高而提高。但陶婉研究发现大学生的人际信任会随着社会支持的提高而降低[18]。

　　主观支持与对支持的利用度较高的大学生，对他人的人际信任程度较高。主观支持得分高者，对于他人的支持和鼓励都有一个较好的理解能力，因此，对于他人的信任程度也相对较高。获得社会支持越多，大学生在面对困难时，更多的会选择积极的态度去面对，而不是消极懈怠，积极的生活态度有助于提高对他人的人际信任程度。

　　而人际信任度较高的学生，社会支持也会相对较高。因为在与他人交流的过程中，对他人的信任，在无形中可以从他人的言语，动作中获得相应的支持，鼓励，从而更好的转化为自身追求成功的动力，从而提高主观的支持。通过与他人的交流，可以从其他人的经验中获取如何提高对支持的利用度，在听取他人的意见且在实行的过程中，就是对他人的信任。因此，人际信任对于社会支持的提高也是有积极的作用的。

　　因此，综上所述，我认为，人际信任与社会支持有一个相互的影响，人际信任的提高可以提高大学生的社会支持，而社会支持对人际信任也有一个积极的影响。

　　4.4.2大学生人际信任与父母教养方式的关系讨论

　　从上述分析可知，大学生的人际信任得分与积极的父母教养方式因子得分呈显著负相关，与消极的教养方式因子得分呈显著的正相关。情感温暖能提高大学生的人际信任水平，拒绝否认，惩罚等消极因子会降低大学生人际信任程度。

　　俗话说，“父母都是孩子的第一任教师”，虽然大学生都离开父母的照顾，来到了大学的生活当中，逐步减少与父母之间的相处时间，但是，父母的教养方式对孩子的影响是十分深远的。孩子会在父母的耳濡目染下接受父母消极或积极的教育方式。积极的教育方式能促进学生与她人建立一个良好的人际关系，从而提高了人际信任的程度。而消极的家庭教养方式随着时间的推移，一步又一步的把不良的教育因子刻印在孩子的心中，让孩子在与社会各种人打交道的同时，把父母教育给他的消极方面表达出来，因此不利于建立人际信任。

　　父母的一切行为方式都是给孩子模仿的对象，成功的教育方式是孩子人生获得成功的奠基石，而消极的教养方式绝对会给孩子日后的生活产生一个不良的影响。所以，我们应该不断普及优质教育的重要性。

　　陈维扬[23]发现，师范生的母亲教养方式中的过分干涉、过分保护、拒绝否认、惩罚严厉与人际信任相关显著，与其他因子没有显著性相关。马长征在对大学生人际信任与父母教养方式的相关分析中发现，人际信任与父母教养方式中的父、母情感温暖理解因子均表现出显著的正相关，而与惩罚严厉和拒绝否认因子表现出显著的负相关[16]。

　　4.4.3大学生父母教养方式、社会支持与人际信任的回归讨论

　　大学生的父母教养方式与社会支持都可以显著的预测人际信任程度。

　　大学生父母教养方式能够显著的预测人际信任程度，情感温暖等积极的教养方式因子能提高大学生的人际信任。儿女的第一任且伴随最长久的教师便是父母，儿女在成长中不断的模仿父母，因此，如果父母在儿女的成长中，长期表现出过度干涉，惩罚等消极的教养方式，必定影响儿女与父母之间的关系，父母与儿女之间的关系是人际关系中关系最为密切的，如果这特殊的人际关系出现破裂，就相当于人际关系的基础已经受到严重的破坏，从而影响儿女与他人建立完好的人际信任。

　　大学生的社会支持能够正向的预测大学生的人际信任程度。社会支持较高的大学生在遇到困难时，会主动的寻求他人的帮助，会主动把自己的烦恼，不开心的事情主动向亲朋好友倾诉，以达到宣泄的效果，最终通过与他人的交流，与他人建立良好的人际关系，从而提高人际信任程度。而遇到困难时选择把消极的情绪埋藏在心中的大学生，因为情绪无法得到释放，从而不断使消极情绪越来越多，导致大学生关闭自己与外界沟通的窗户，不利于建立良好的人际关系，从而降低人际信任。

　　综上所述，积极的教养方式和社会支持能够显著正向的预测大学生人际信任程度。

　　大学生的人际信任水平从总体上来看相对较低，有三分之二的大学生人际信任水平高于于中间值。人际信任在性别，年级，生源地，专业，是否独生，是否学生干部，家庭情况，家庭经济情况这八个方面并无显著性差异。

　　大学生客观支持，主观支持和对支持的利用度这三方面处于中上水平。

　　大学生的客观支持与社会支持总分在年级上有显著性差异，大四学生在客观支持上显著高于其他三个年级。大学生的主观支持在是否独生上有显著性差异，非独生子女在主观支持得分略高于独生子女。大学生对支持的利用度在是否学生干部上有显著性差异，学生干部对支持的利用度略微高于非学生干部。大学生的主观支持在家庭状况上有显著性差异，双亲家庭的大学生在主观支持得分高于单亲家庭的大学生。

　　大学生的父母教养方式更多的偏向于积极的教养方式。大学生父母教养方式在偏爱被试中没有性别差异，其他因子均存在显著性差异。在消极因子上，男生得分明显高于女生。女生在积极因子得分高于男生。大学生的父母教养方式中的情感温暖因子有年级差异，其中，大二学生的情感温暖得分最高，大四学生情感温暖得分最低。大学生的父母教养方式在偏爱被试中有生源地差异，城镇学生在偏爱被试的因子得分高于农村学生。是否独生在父母偏爱被试与母亲情感温暖和过度干涉有显著性差异，独生子女的得分高于非独生子女。大学生的父母教养方式在父母过分干涉和母亲拒绝否认中存在家庭经济状况差异，家庭经济偏上的学生得分最高。

　　积极的父母教养方式得分，社会支持得分与人际信任得分呈显著负相关；即越积极的父母教养方式，越高的社会支持程度，人际信任程度也会越高，积极的父母教养方式，社会支持对人际信任有正向的预测作用；父母教养方式和社会支持能解释人际信任13.7％的变异。

　　从上述分析可知，主要影响大学生人际信任社会支持维度在于主观支持与对支持的利用度。因此，提高大学生的主观支持与对支持的利用度有利于提高他们的人际信任水平。

　　从个人出发，大学生应该多参与学校组织的社团活动，通过参与各种社会活动，认识更多的人，与更多与自己有相同爱好，兴趣的人沟通，从而找到与他人的更多的相同点和不同点，发现自己独特之处，从而对自己有一个更加全面的了解，与他人更容易建立人际关系，以达到提高人际信任的目的。在生活中遇到困难时，主动向他人倾诉，通过与他人的沟通，别人的帮助，我们可以意识到每个人都可能遇到困难，而遇到困难时向他人请求帮助并不是一件说不出口的事情，与他人的交流中，能够找到事情的解决办法和增进与他人的关系，从而提高自己与他人的信任程度。

　　从团体出发，班级可以定期举办相应的心理分享会，轮流班级人员讲述自己的经历和面对困难时的解决办法，给其他同学一个学习借鉴的机会。因为在同一个班级里面，同学都相互熟悉了解，可以营造一个较为良好的讨论环境。同时，班级可以定期举办郊外活动，增多与外界环境接触的机会，给同学们有更多交流的机会，从而建立良好的人际关系，以提高人际信任。

　　改善消极教养方式的主要途径有两个：一个从父母方面入手，一个从大学生自身认知入手。

　　父母对消极教育方式的应该有一个全面的认识。对待儿女采用消极的教养方式不利于儿女的个人发展。而父母对于教师的建议一般都会采取接受的态度。因此，学校老师应该让父母了解消极教养方式的不良影响，且提出相应的建议。父母也应该了解到随着儿女的成长，“粗暴教育”并不能真正解决孩子的成长问题，应该采用理解，倾诉等积极的处理方式应对，而不是采用拒绝否认等消极方式对待。与儿女建立起良好的亲子关系，有利于提高儿女与他人建立友好的人际关系，从而提高他们的人际信任水平。

　　父母对于教育方式的改变可能并不是一时一刻的事情，因此，我们也可以改变自己对父母教育方式的认知从而改变自己的人际信任水平。我们在埋怨父母不是的同时，可以角色互换，站在父母方面思考问题，从而对父母的教育方式有一个更加深刻的了解，也更能体谅父母的难处。问题的解决永远都不可能从单方面提出，必须得父母与儿女之间一起努力，才能达到相互理解，相处融洽的家庭氛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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