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葡萄论

　　严歌苓是一位擅长描绘女性人物的华人女作家，她出生于1958年的上海，做过文艺兵、发表过诗歌和剧本、当过战地记者、作为X外交官的夫人去过非洲、在鲁迅文学院研究生班和哥伦比亚艺术学院就读过。独特的生活背景和丰富的人生经历使严歌苓创作出了许多底蕴丰富的作品。她的小说跨越了种种社会背景，描写了不同时代烙印下的男人和女人，他们的欲望、挣扎、不屈、执着，脱出了文字，成为了历史中、社会上很多人的文学镜象。而作家的女性身份和视角又让小说里的女性人物格外出彩，比如《倒淌河》里的阿尕、《陆犯焉识》里的冯婉喻、《第九个寡妇》里的王葡萄、《少女小渔》里的小渔、《小姨多鹤》里的多鹤。她们或在命运面前柔顺的低下了脖颈，或是大吵大闹不愿听凭时代大流，可每个女人身上都有一股气儿，能够在各种挫折下坚守着自己，甚至能够用包容的胸襟裹住各式男女。

　　《第九个寡妇》是作家严歌苓耗费了整整五年时间创作而成的长篇小说，它取材于上个世纪70年代末发生在河南的真实事件[[[1]牛殿庆，富祖栋，王岩：《和谐：文学的承担——新世纪和谐文学研究》，浙江：浙江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128页。]]：河南西华县的一个地主为了活命躲在地窖中，被发现后又怕又病地死在了监狱里。严歌苓把它和一些流传于河南的土地革命时期姐姐藏弟弟、家人藏父亲的故事糅合起来，又把自己的思想情感融入其中，塑造出了一个独特的女性形象：中原地区史屯的寡妇王葡萄，创造了一个颠覆人们已有历史认知的故事：土改运动中，一个叫王葡萄的寡妇冒着生命危险将被打成恶霸地主的公爹孙怀清偷偷救下，并藏匿于红薯窖中二十几年[[[2]张靖鸣，黄彩萍：《欢愉和悲悯——论《第九个寡妇》的女性身体叙事》，《鄂州大学学报》，2018年第3期，第45～47页。]]。王葡萄身上各种矛盾的性格杂糅在一起，展现出了史屯里一个女人的独特魅力，也成就了一部女人的史诗。

　　在史屯生活的二十多年里，王葡萄见证了了历史的发展和社会的变迁，却没有被这些变化而同化。作为一个实实在在的寡妇，她毫不在意寡妇的“名节”与世俗的眼光，大胆地遵从了自己的情欲，经历了一个个的男人：丈夫铁脑、琴师朱梅、伯哥孙少勇、民兵队长史冬喜、公社XX史春喜，以及作家老朴。不被世俗约束的王葡萄毫不顾忌的展露着自己的欲望，又尽自己的最大努力保护着被判为地主恶霸公爹孙怀清。她纯稚、简单，又纵情、尽孝，既有着对外界无畏无惧的一面，又有着对万物充满母性的包容的一面。

　　王葡萄是一个怎样的女人呢？她的脸是喜儿似的俊，她的身体是丰满有曲线的，就像一颗成熟多汁的葡萄，一身胀鼓鼓，背影又圆又细溜。而王葡萄身上最让人印象深刻的，则是她的眼睛。她的两只眼睛总是不太对劲，总缺了点什么，就像疯子的眼睛，不会避人，没有胆怯，也不知轻重[[[3]严歌苓：《第九个寡妇》，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18页。]]。孟子说过，“存乎人者，莫良于眸子”，一个人的眼睛可以透露他脱出外貌的真实性格，而小说中王葡萄的一双眼永远是直愣愣的、不知害怕、不会避人。这样的眸子似乎不应该出现在一个正常人的脸上，毕竟人活在世，总会有惧怕的东西。可是王葡萄没有。

　　小说的开场，日军要集合全村男女，揪出杀害皇军的那十来个八路军游击队。收账回屯的王葡萄在魏坡的一个小山梁子上，就碰见了一个要她去空场上集合的日本士兵。鬼子龇牙咧嘴，用刺刀向她示意，让她听从指示去集合。可手无寸铁的王葡萄没有畏惧这个拿着枪的日本人。她一边观察鬼子的模样，一边想，他可真小、牙真白，甚至因为急着回家做饭而不愿听从他的指令。屯子里的人看见鬼子会怯懦的听话、老八看见鬼子会想着杀了他们。可在王葡萄的心里，他们只是手里握着枪杆子的普通人。未被成人教导的孩童不会因为单纯的模样好坏而有喜爱或厌恶的情感，即使面对着脏兮兮的流浪汉，也会亲昵地靠近。王葡萄就像是这么一个未被社会“污染”的孩子。王葡萄是跑黄水来到的史屯，进入孙家当童养媳后，她的日常活动主要是洗衣、做饭、收账。王葡萄的生活很单调，也没有受过教育，因此一字不识的她没有被男女尊卑这类的大道理洗脑，自然而然地延续了人类原有的纯稚。她没有因为旁人手里有枪而唯唯应是，而是毫不犹豫地拒绝鬼子的指示，因为她只是听见了一个普通人不合理的要求。

　　王葡萄的生活背景跨越了中国反右、四清、文革等运动，然而时局的变化对她来说，不过是“绑腿布不一样罢了[[[]严歌苓：《第九个寡妇》，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16页。]]”，没能让王葡萄发生一丁点的改变。土改时，公爹孙怀清被划为“恶霸地主”，葡萄被认定是苦命的“喜儿”。女兵们想要启发王葡萄的觉悟，劝她去批斗作为地主的孙二大。按照常理，王葡萄应该在女兵的熏陶下意识到地主阶级的罪恶，与地主爹断开关系。思想更进步的话，她还得在群众面前揭露孙地主的作恶多端。可王葡萄却执意不肯接受女兵们的劝导，甚至还坚持要去看望公爹。她只有一个念头：孙二大是我爹，没有他，我啥都没了。孙怀清被枪决，她就偷偷跑去河上游给二大收尸，发现他还有气，更是将逃过一劫的孙二大藏进家里的红薯窖里。在当时的社会里，连在史屯政治地位不算低的地主儿子孙少勇都要和他的地主爹孙怀清划清界限[[[]李雅萍：《浅析严歌苓小说叙述中的女性书写——以〈第九个寡妇〉为例》，《新乡学院学报》，2019年第1期，第46～48页。]]，作为一个无依无靠的平头百姓，王葡萄这么做无疑是给自己埋了颗炸弹。孙少勇不怕。他不怕累，会为了心里的念头去学医；不怕死，鸭绿江的水也淌过。但孙少勇也怕。他的心里有着新型的阶级观念，他怕他的地主爹影响自己光明的未来。可寡妇王葡萄什么都不怕，她敢想敢做，于是红薯窖里有了一个二十多年的秘密。

　　由于中国几千年来封建皇权制度的存在，在社会中，沉默和谦卑成为被人们遵奉的美德。即使到了现在，绝大多数的人也只会闭嘴服从，一小部分的人则成了愤世嫉俗的“喷子”，认为反抗便是好的。因此，王葡萄这人的存在就显得与众不同了，尤其她还是一个女人。

　　虽然传统文化中对女人没什么大义大节的要求，但既然蔡琥珀这八个没受过教育的普通村妇在日军找八路时愿意为了救老八放弃丈夫，那么同村的王葡萄也该有这样的胸怀。然而她并没有。王葡萄没有从众心理，没有被几千年文化流传下来的道德束缚，也没有舍丈夫为老八的气概。刚从空场上密密麻麻的人群里迈出来一步，葡萄就一眼看见了蹲着的铁脑。她恶声恶气的叫他起来，跟她一起走。鬼子是什么，老八是什么，她可不管，她就想把这个叫铁脑的家伙带走。可小说情节的发展总是充满了戏剧性的，几个老八被当做丈夫带走了，铁脑这个真丈夫却没能走成，反而成了一个倒瓤西瓜。

　　作为一个二十世纪中后期生活在中国农村里的寡妇，按照常理，王葡萄应该是孝顺、守贞的。既然丈夫死了，那王葡萄也该沉下心，在家劳作、侍奉公爹了吧？并不。立冬后的一个早晨，她碰见了琴师朱梅，这是她的第二个男人。朱梅青白的唇、红红的脸，活脱脱一个梁山伯，把王葡萄的心勾去了，可是他毫不做声的逃跑就像是给葡萄迎头来了一闷棍，他死亡的消息更是把她的魂都打散了。但这种痛苦没有让她心死，接下来她又把心分给了大伯哥孙少勇。弟媳和大伯哥的身份本该让他们互相避而远之，可他们都不怕。不仅自由恋爱走到了一起，而且两人还有了一个儿子——挺。短暂的亲近过后，现实阻隔了这种亲密。孙二大的生死隔在两人中间，把他们的心隔得远远的。葡萄没有因为到来的爱情忘记亲情，为了让孙少勇死心离开，她不惜称说肚子里的孩子不是少勇的，而是史冬喜的。为了瞒过孙少勇，也为了更好地照顾二大，生下来第二天，葡萄就把这个小生命送走了。紧接着灰心离开的孙少勇，葡萄又经历了史冬喜和史春喜俩兄弟。冬喜丑陋的面孔下是一颗火热的心，葡萄心甘情愿把身子给了他。春喜则像一个孩子似的充满了莽劲，让她忍不住心生怜意。两个男人兄弟的身份没能阻挡葡萄和他们的相爱。借住在葡萄家的作家老朴是王葡萄的生命里十分特别的一个男人，他们没有肉体的交合，但两人互相信赖、心灵契合。朴同志不会出卖葡萄，往上报告她藏起地主爹的事，葡萄也不会对四清时被打倒的老朴有什么看法。作为一个寡妇的王葡萄，没有在史屯里沉默，或是像其他英雄寡妇一样二嫁。她顶着一个丧夫女人的身份，在几个男人中来去，即使怀孕生子了，也没有因此而对某人而死心塌地。用王葡萄的话来说，她只是把心分成了几份，给了几个男人。

　　就常人看来，王葡萄不仅和几个男人私交，还生了孩子，可以说是胆大妄为，坐实了由古至今“寡妇”二字带来的坏名声。但是在她的眼里，政治变化只是只是戏台上下一幕幕的剧，道德伦理更是看不着、摸不到的东西。她是一个没有根的人，七岁就跟着大部队逃到了人生地不熟的史屯，没人知道她的老家在哪。到了史屯的孙怀清家以后，王葡萄也没有学过诗书、没有听过“天地君亲师”的至理名言。作为一个童养媳，她整日做着缝缝补补、收账算钱的工作。忙碌的日常和单调的人际关系，使这个女人能保持人性中“真”的部分，自由的恋爱交往，忽视别人的碎语闲言，把自己置身于道德规范之外，脱离传统的贞洁观，大胆地将情欲付诸行动。

　　现代的年轻人更多崇尚“以牙还牙，以眼还眼”的做法，而往前看去，中国社会则更赞成孔子的犯而不校，认为做人应当宽宏大量。可不论是以牙还牙还是犯而不校，都是在知道自己的利益被侵犯以后才能做出的选择。但要是一个母亲被怀里的幼儿踢了一脚、挠了一下，那就不会有人说什么伤害与原谅了。旁人不会因此而对孩子有什么恶感，母亲也只会慈爱的看着孩子动作。而王葡萄对待人和动物，就有这么一种母亲般的慈爱和包容。

　　对待情人，王葡萄有时是怀春女子的模样，但更多时候却是母亲般的包容，即使伤心过、抵制过，也仍旧会因为他们的一句话、一个行动打破高筑的围墙，化冰为水般的柔情。伯哥孙少勇在加入解放军以后，回到了史屯。他为了自己的政治前途，放弃了要被枪毙的地主爹孙怀清，葡萄生气、不理解。他要和女团委干部看电影、结婚，葡萄默默忍受。可是当孙少勇后悔了，偷偷给父亲孙怀清看病后，她就马上接受了迷途知返的孙少勇，就像一位母亲接受了她知错的孩子。史屯里的一个夜晚，十七岁的史春喜发了情，在窑洞外面使劲的敲门、撞门，想进来尝一尝葡萄的甜味。他使出了浑身的劲儿想进去，葡萄没了铁锨作工具，就靠着屋里的柜子和她自己的身子抵挡，门都快让他给晃塌了。[[[]严歌苓：《第九个寡妇》，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105～106页。]]一直到梧桐树上的两只鸟都叫起来，他们的角力才结束。这一夜的抵挡都可以称作和强奸犯的斗争了，可当史春喜跟葡萄说自己要上战场了，王葡萄却是马上心里一揪，觉得他又是好笑又是可怜，于是曾经的抵抗都化成烟了，她的心里只剩下对这个刚成年的男人的满满的怜惜。为了照顾公爹孙怀清，葡萄没有精力养儿子挺，把他送给了侏儒。这看起来是一个狠心的母亲，可是实际上王葡萄对她的孩子却是一片慈心。她只是希望爹和儿子都可以好好活着，因此就算和儿子分开、就算儿子不认识她，只要儿子能活蹦乱跳，她就心满意足了。

　　闹蝗灾时，曾经互相撕打过的八个英雄寡妇之一的李秀梅来葡萄家，找葡萄教她做蝗虫。对王葡萄来说，李秀梅不算朋友，更不是她亲近的人。但葡萄没有记着以前打架的仇，把两人的蝗虫一起细细匀匀地焙了。焙好盛出来的蝗虫又脆又焦，外酥里嫩，盐味入得正好，又匀净，辣子刚焙到好处[[[]严歌苓：《第九个寡妇》，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122页。]]，做完更是分了她大部分。李秀梅二嫁的丈夫是个残疾的解放军，转业成县粮食局副科长后被打成了老虎，外号瘸老虎。这么个有污点的人谁都看不起他，学生们在他家外面游行、往院子里扔泥蛋子和石头，售货员在他买东西时冷嘲热讽，村里人不理他，就连妻子李秀梅也对他很是不满。可王葡萄碰见他后会和他交流、帮他打水，因为在她眼里，这只是个需要帮助的普通村人。英雄寡妇蔡琥珀是斗争大会的主力，公爹孙怀清的批斗会总有她的一份。快过年的时候，戏开演了，全村人都围在一起度过这一年一度的精彩时刻。看完戏后，王葡萄一扭头，就看见那个曾经骄傲的像只开屏孔雀的蔡琥珀正驮着背正哭，她哭那么真、那么痛，让葡萄的鼻子也酸了起来。葡萄当然不知道蔡琥珀哭什么，但她还是觉得现在的蔡琥珀可怜的让她忍不住关心。在散戏的时候，葡萄走在蔡琥珀边上护着她，怕人们把她踩着。[[[]严歌苓：《第九个寡妇》，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238～239页。]]蔡琥珀批斗公爹，自己后来因为xxxx也被批斗。无论从哪一方面来说，王葡萄都不该同情她，甚至该对她有着恨意的。然而当面对哭泣的蔡琥珀时，她确实满心的同情。王葡萄对于别人给她造成的伤害毫不记仇，就像母亲对待孩子的不懂事，并且为他们的困难与痛苦而揪心。

　　对待动物，王葡萄也有着慈悲之心。收麦时，葡萄家三十一岁的老驴因为拉了两天麦子，趴倒了。冬喜娘说：“弄它回去干啥？就在这儿杀杀，落点儿肉吧。驴肉卖到街上馆子里，皮再剥剥，卖给药房，你还挣俩钱。要不明天早上它死了，肉也没人要了。”[[[]严歌苓：《第九个寡妇》，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91～93页。]]葡萄却舍不得它死。她幻想着，再等等，指不定老驴自己就能好了呢，于是陪了它一夜。冬喜娘的话是符合大众思想的，毕竟这是一头劳作用的牲畜，自然要使用到极限。活着、能动，就拉磨、犁田；死了，就剥皮、卖肉，得让每一分一厘都发挥它的作用，替喂它养它的主人做出贡献。而葡萄却把这头老驴当成了活生生的一条命，而不是物件。因此这个生命的死活，都能惹得她心神变化，甚至大悲大喜。大办人民公社的年代，由于王葡萄把公社的猪养得膘肥体壮,她被推举为劳动模范，要去省里讲话。本该是件令人骄傲的喜事，她却不乐意，对着公社XX史春喜说：“你们一天也别想叫我离开猪场，谁知道你们会进来干啥?今儿砸锅去炼钢,明儿抓我的猪娃拍相片儿,我一走,你们还不把它们杀杀,卖卖？”[[[10]付立峰：《论严歌苓的“母性”叙事》，《华文文学》，2007年第3期，第84～89页。]]朴实的母性守护着动物的命和人性的善。

　　王葡萄对待她的公爹、情人，乃至不熟识的村人、有旧怨的人，都报以同情和宽容，她眼中的世界也并不美好，水灾、蝗灾、各种政治运动，可是她努力的活着，对一切人和动物怀着慈悲之心，就像传说里的圣母，任何生命都是她的孩子，无论他们有什么罪过，都值得她包容、体谅。

　　作家所创作的作品总是会体现出自己的人生经历和创作时的思想情感，有着移民X经历的严歌苓没有随波逐流，一昧展示着社会主义制度下人民的美好，或是资本主义的丑陋不堪。她塑造了一个个在陌生土地上生活的女性人物形象，比如唐人街妓女扶桑、留学少女小渔、日本俘虏多鹤等等。这些人物经历着有着传奇色彩的人生，她们的经历也都连接着一段真实的历史。尽管经历了糟糕透顶的事情，这些女性人物身上人性美的一面却没有被灰色的世界同化。她们宽容、善良，对外界展现出极大的善意，并且有着强烈的母性，这些特点都和《第九个寡妇》的王葡萄相似。然而王葡萄的母性和不屈的精神，超越了这些女性，这也使得王葡萄的形象在一干严歌苓笔下的女性人物中脱颖而出。

　　作为一个留学生的小渔，为了能够拿到一张绿卡，和一个意大利老头成为一对假结婚的老夫少妻。而实际上，小渔只是一个以房客的身份住在老头家里，并且包揽了屋子里所有水电开支的房客。即使老头提出了不合理的费用要求，小渔也必须默默承受，直到一年后她获得移民身份。为了偿还老头开出的费用而拼命打工赚钱的同时，小渔还忍受着男友江伟的冷嘲热讽。即便如此，她还是包容着男友的脾气，并且常常帮老头清理他乱糟糟的屋子，她希望自己搬出去后可以给老头留下一个清爽的住处。当最后期限来临时，老头中风了，小渔在发现后第一时间打了医院的急救电话。终于，在一切的最后，善意有了回应，老头在小渔即将要搬走时送给了她一张火车月票以表歉意。[[[11]易庭：《女性视阈下严歌苓小说的人物形象》，江西师范大学硕士研究生学位论文，2014年，第15～19页。]]

　　王葡萄和留学少女小渔是相似的。她们都有着姣好的脸庞、丰满的胸臀；她们天生脑袋里少了根筋；她们心眼好，有着勤劳、善良的一面。不过比起王葡萄，小渔更像是传统教育下的中国女性，沉默内敛，包容着男人的任性。小渔第一次碰见要和她假结婚的意大利老头，是在证婚人的办公桌前。作为一个和异国老头结婚的妙龄少女，她并不为自己感到痛苦，却因为老头心里难过起来。她想，他这么大的岁数了，还要在这荒诞的剧目中卖力地演出，这是多么可悲的一件事呀。他竟没有一个亲人和朋友到来，身边起哄助兴的全是黄皮肤的，她这边的。他真的孤苦得那样彻底啊。[[[]严歌苓：《少女小渔》，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8页。]]居住在老头的房子里之后，作为房东的他在经济上百般刁难小渔，而小渔却没有厌恶这个意大利人，而是一次又一次帮助老头，她的宽容大度甚至让男友开始怀疑起她对老头的感情。男友对小渔发了一通脾气后，趴在她肩膀上痛哭。然而深受委屈的小渔难道不想向男友哭诉吗？可她觉得，他伤痛得更狠更深，那就把哭的机会给他吧。不然俩人都哭，谁来哄呢。[[[]严歌苓：《少女小渔》，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9页。]]于是小渔忍住了自己的难受和反驳的欲望，用瘦弱的肩膀扛住了男友的哭泣和他冲天的委屈。王葡萄对待别人也是万万分的同情和包容，她同情着批斗过公爹的蔡琥珀、原谅了悔过的孙少勇、包容了在她身上像个小牛犊似的横冲直撞的史春喜……但是王葡萄身上有着不同于小渔的直愣的一面，那是对待万事万物的无畏无惧、对待强权的不在意、对待内心信念的坚持。她会反驳鬼子、反抗军队的抢夺、藏起公爹、斥责大炼钢运动，她的身上有着情欲，也有着母性的博大宽容，但没有像小渔那样对于自身苦难的认识。小渔活脱脱是一个伟大的母亲的形象，她意识到了男友的猜忌、老头的无理，但仍旧显示出母亲般的容忍。就像是我们脚下的泥土地，即使风刮雨淋、狗跑人踩，依旧一声不吭的忍受着。而王葡萄对待外界，却是超越了单纯的母爱。比起母亲，更应该说她是圣母般的存在，身上既有着人性的七情，又有着神性的慈悲。

　　还在摇篮里的扶桑就跟一个八岁的广东少爷定了亲。定亲的第二年,那位少爷就出洋淘金去了，到了十四岁，扶桑被婆家要求与一只公鸡拜堂成了亲。[[[]倪立秋：《从神女到女神:扶桑与葡萄形象分析》，《华文文学》，2007年第01期，第94～100页。]]与王葡萄相同的是，扶桑也有着被买卖的经历。人拐子以坐船去看望出洋的丈夫为借口,把二十岁的她拐到了X旧金山,卖给了一家下等妓院。在很多人眼里，扶桑无疑是低贱的。她是漂洋过海的三千中国妓女中的一个，无论男人的国籍、性别，只要他们手里有几枚钱，就可以用低廉的价钱和她睡上一晚。扶桑也是沉默的。用阿妈的话说，她是嘴含了金子，怕张口会落出来。但扶桑也是妓女中特别的那个。二十岁才成为妓女的她，既没有能拿得出手技艺，也没有妖惑的妩媚，丝毫不带那千篇一律的淫荡眼神[[[15]严歌苓：《扶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2页。]]。别人看着她，她就慢吞吞对人真心实意的一笑，显示出的是不同俗流的平和、真切。

　　三个月的漂洋过海，扶桑是被拐卖的女子中唯一不闹绝食的。因为她和王葡萄一样有着对生存的渴望。史屯的村妇王葡萄会为了一口锅、一块皂和人拼了命的撕打，漂洋过海的扶桑靠着人贩子给的番薯和从尸体那抢来的饭度过了饥饿带来的的危险。到了X后一上称，足有一百斤重的扶桑显然过得太泰然了，一个她足足抵得上两个同船女子的重量。扶桑对于外界浑不在意，妓女的身份、男人的调笑，就像过眼云烟。王葡萄眼里的政治更迭，也只是门外一条条绑着布带的腿。王葡萄偷偷生下了和伯哥少勇的儿子挺、收养了女知青生下的孩子，她对于生命，有着一种天然的爱怜和母性，而扶桑对于生命则表现出了漠然的态度。被拐卖后被迫沦为娼妓的女子总得不到好的照料，在外部环境的折磨下，她们十八岁脱发、十九岁落齿，二十岁就是即将寿终正寝的老人了。扶桑却在二十岁时才成为妓女。她从不记嫖客的名字，只会悄悄留下嫖客的纽扣，用来追忆。她接客是接一个忘一个，逢人问起，只是一笑。对于客人如此，对于自己也是同样，两年中被烈药打掉了五胎，她水肿而圆润的脸庞仍旧是平和带笑的，没有显露出一丝一毫的忧愁。与葡萄在史屯的环境不同，扶桑处在一个充满敌意的异国，因此正是这种不在意的态度，保护扶桑踏踏实实活到了九十多岁。扶桑总是笑着的，即使遍体鳞伤也没有任何愤怒，她就像一只羔羊一样沉默、温顺，张开自己伤痕累累的身体任人作为。王葡萄也是宽容的，对待任何人都能展现自己的同情和爱，但她却是不肯低下头的，陶米儿骂她她就打回去、骂回去，学生抢她家的铁锅她就打上去阻拦，绝不会听凭外界对自己的吹淋。她和扶桑都是严歌苓笔下的女性，但葡萄身上那种不屈的精神使得她脱出了女性群像，有着不同于一般弱女和泼妇的独特性。

　　竹内多鹤是抗日战争时期东北的日本垦荒团遗留的一名十六岁女子。张家媳妇朱小环由于被几个日本兵追逐，慌不择路掉下了山崖，失去了孩子也失去了生育能力。为了对得起小环，张家没给张俭娶小老婆，而是花七块大洋买下多鹤这个日本俘虏来做生育工具。

　　多鹤也是被买卖的女子，但是就像葡萄和扶桑，尽管被当成货物买卖，她仍旧默默接受了这一命运。多鹤和葡萄一样，有着对生存的渴望，她们为了活着，愿意离开熟悉的土地。不过葡萄逃的是天灾，多鹤逃的则是人祸。日本有“花属樱花，人惟武士”[[[]李东霞：《“花属樱花,人惟武士”与日本人的无常观》，《广西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1期，第380～381页。]]的观念。日本人认为樱花一开俱开、一散俱散的模样和武士道一荣俱荣、一焚俱焚的精神如出一辙，也相当崇尚这种为玉碎的武士道精神。因此，小说中日本战败后，全村村民集体殉国。可在这种情况下，多鹤却选择了逃跑。逃难总是艰难的，在这个过程中，老人和伤员结束了自己的生命，许多母亲也选择杀死或者遗弃自己的孩子来保存体力，而十六岁的多鹤却对着并无血缘关系的孩子表现出了强烈的母爱。孩子的母亲杀了自己背上的儿子之后，扑向了多鹤背上的女儿，打算杀死她。多鹤却不愿意让这个“累赘”死去，她哭喊着：明天再杀她，再让她活一天。甚至担心得睡觉都把女孩用腰带系在自己胸前[[[17]严歌苓：《小姨多鹤》，北京：作家出版社，2008年版，第11～12页。]]。这时的多鹤已经展现出了她身上巨大的母性，就像面对老驴时的王葡萄。老驴趴在地上动弹不了了，冬喜娘劝她趁现在杀了驴卖肉卖皮，可她舍不得老驴死，看见老驴勉强站起来了，想着说不定会好呢，陪了它一夜，第二天中午才含着泪看着它渐渐没了性命。人的情感总是相互的，多鹤不管是对自己的“丈夫”，还是“丈夫”的妻子，又或者是叫自己小姨的亲生孩子，都表现出了超于常人的宽容忍让，这种宽容让人们接受了这个日本女人，完成了战后中日仇恨下的救赎。而葡萄的宽容也影响了史屯的人，让他们从一开始的批斗地主到愿意帮忙隐瞒孙怀清的存在。葡萄对于村人对她利益的侵害、对公爹孙怀清的批斗毫不在意，显示出了一个被伤害者的宽容博大，她对于旁人和动物的慈悲怜悯，也造就了她身上圣母的光环。

　　土地改革运动是什么呢？按照书上的解释，是1946年起为了消灭封建、保护农民而实行的一场深刻的社会革命。长长的几页解释里头有很多词让人看上一眼便心惊肉跳，“剥削”、“欺辱”、“罪恶”、“镇压”、“残杀”……可是真实的历史中，地主便全是丧心病狂、应该打倒的，农民便都是值得同情、并应当觉醒的么？丁玲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是，周立波的《暴风骤雨》也是，可严歌苓的《第九个寡妇》不是。严歌苓的小说《第九个寡妇》可以说是对土改运动的颠覆性书写，她笔下的农民、地主形象和历史资料里的截然不同，主人公王葡萄更是这本小说中的逆行者。许多土改文学会把农民作为主角，描述他被压迫到觉醒的过程，然而《第九个寡妇》里的王葡萄却是一尘不变的。她对待政治的态度却是迷蒙的，黑白分明的眼睛和墙上一条条方正的标语间就像隔了一层纱，明明看得见，却看不清晰。但她的思想是单纯的，听过那些“打倒恶霸地主”的口号以后，仍旧认定了一件事：地主爹就是爹，没的为了些稀奇古怪的缘头放弃养她长大的亲人。严歌苓通过这个特立独行的女人描绘出了土改运动里昏暗的一部分。

　　赵玉林和郭全海是土改小说《暴风骤雨》的中心人物，作为被压迫的农民的典型，在地主手下艰难谋生，不向困难低头，轰轰烈烈的土改运动中，他们逐渐的觉醒、成长，没有太多的迟疑，就站出来控诉剥削过他们的地主阶级，由农民中的积极分子很快成长为无产阶级的先进分子。他们立场坚定、大公无私，在粉碎韩老七反革命武装的斗争中，赵玉林受了重伤，还发出“我不行了，你们快去撵胡子，甭管我了”的叮嘱，身为农会主任又一贫如洗的他，在分配土改物资时，明明可以拿第一等的东西，却只要了三等三级的，因为过日子“能对付穿上，不露肉就行[[[]周立波：《暴风骤雨》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174页。]]”，他心里只有别人，唯独没有自己。郭全海曾断然拒绝韩老六的利诱，主持分粮时别说偷偷给自己份好的，他甚至忘了给自己留下一份。分马时，他主动换马，分马过程中，更是不追求应得利益。程仁和侯忠全是丁玲的小说《太阳照在桑干河上》里农民形象。程仁对地主阶级有着天然的仇恨，却与地主钱文贵的侄女黑泥有着情感上的纠葛，因此他既对斗争钱文贵万般赞成，又怕牵连上黑妮。犹豫和苦闷过后，终究是大义战胜了一切，在斗争钱文贵的大会上，他勇敢地站出来,控诉了地主钱文贵的罪行。侯忠全是一个“不止劳动被剥削，连精神和感情都被欺骗的让吸血者俘虏了去”的老贫农。他想获得土地，但宿命论的思想使他不敢付诸行动。直到地主向他求情时，他终于知道，“这世道真的翻了呀！”[[[]丁玲：《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227页。]]于是，这个落后的农民也觉醒了。

　　和赵玉林、程仁等的农民相似，王葡萄的身份也是无产阶级的一方，她是逃黄水到的史屯，年仅七岁就被卖给了地主孙怀清，作为地主儿子的小童养媳在家终日劳作。作为童养媳，王葡萄被打过、被骂过，按照女兵们的说法，她就是又一个“喜儿”，而喜儿十六岁才遭遇地主恶霸，因此甚至可以说葡萄是比喜儿还要苦大仇深的被剥削者。然而连地主儿子孙少勇都觉醒成为反封建的先进分子了，她却一辈子都没能觉醒，是个“死也不肯翻身的人”，认定了孙二大是养她长大的亲人、是爹，任凭其他人怎么教育她都没用。葡萄也没有大公无私的想法，知道解放军分东西，她就在动布料的脑筋，“街上店里存了不少直贡呢，不知道能不能要求解放军分一点给她。她就不该分点啥？她葡萄可不是那号孬蛋，拿着亏当油馍吃。别人分着什么，她葡萄也得分着什么。”[[[]严歌苓：《第九个寡妇》，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41页。]]用史春喜的话来说，王葡萄就是个没文化、没觉悟，愚昧、顽固、自私的女人。在时代的磋磨下，她身上很是有一番撒泼蛮横的本领。土地革命时期，由于陶米儿的“揭发”，她在台上和英雄寡妇们大打出手。分田分物时，眼瞅着东西要分光了，她一把抓起陶米儿手中的香肥皂，两人为了这块香皂撕打的过程中，她把陶米儿的手咬得鲜血淋漓。[[[]李雅萍：《浅析严歌苓小说叙述中的女性书写——以〈第九个寡妇〉为例》，《新乡学院学报》，2019年第1期，第46～48页。]]大炼钢铁时，学生们把葡萄家喂猪的铁锅搬到学校里去炼，她急得不行，浑身臭烘烘的追去学校，甚至往锅里纵身一跳，全然不顾自己的面子和安全，大喊着“你们炼钢呀！快来呀，把我一块儿炼进去！”[[[]严歌苓：《第九个寡妇》，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144～149页。]]相比较土改文学中英勇、无私，能在地主的威逼利诱下坚持自己，完美到似神的农民形象，王葡萄泼辣、自利，会为了亲人不顾“大义”，更像是一个存在于身边的普通人。

　　塑造了这么一个死也不肯悔改的近代喜儿形象的严歌苓，没有对土改中存在的问题遮遮掩掩，而是借小说撕开了一层遮羞布，展示出了一些与历史书上截然不同的现实。其中最明显的应该是在批斗孙怀清的情节。孙怀清被绑着压到了台上，可是台下的村民们谁也不知道要做什么、为什么做，只是听着喇叭里喊“打倒封建地主”，他们便跟着喊。喊着喊着，胸口的怒气便消除了原有的理性，只觉得台上的男人不再是平常会接济村人的善人，而是一个xxxx、剥削、逞威的恶霸地主了。四个小时的斗争大会以后，台上演起了《白毛女》，悲惨的喜儿控诉着地主黄世仁对她的欺压。村民们看着动了情，觉得压迫喜儿的地主太过可恨，这情感便延伸到戏外的孙怀清身上，于是恍然发现：这也是个该被枪毙的恶霸地主呀！愤怒就全往这个男人身上去了。按照一般的看法，这些村民是觉醒了，他们意识到了地主对农民的欺压，并且能反抗这种压迫。可是《第九个寡妇》中的这种“觉醒”却是荒诞的，主人公王葡萄更把这种“觉醒”当做了一场戏剧，甚至看迷了。戏剧就不可能是真实的，就像历史书上全然一片的对土改的称扬。这种偏向负面的评价目前还是正规的历史研究中不能提及的，只能在非正规的小说中窥见其貌，就如小说《第九个寡妇》。它触及了历史研究的禁区，把土改运动里的问题大咧咧地暴露了出来，农民觉醒的荒谬、被批判的地主的无辜、官员的自私和面子主义……小说主人公王葡萄的存在，更是让人通过她的思想和情感见识到了改革中可笑的一幕幕。为了进步放弃亲爹、为了炼钢熔掉所有铁具……这些是小说中的常态，也是王葡萄异于旁人的地方，因为她不愿意批斗、不愿意交锅，会抗拒这些事情。但王葡萄却是一个怀抱着常识、常情的女人，她是真正与正常人有着相同情感和认知的那一个。正是通过她的思想和众人的对立，更能看出小说中旁人思想的异常，这种异常不是只存在于史屯中，而是覆盖了整个当时的社会。土地改革热潮中的农民会有因为压迫而觉醒的一部分，但绝不是全部，大部分是被整个社会的狂热氛围所带动的无知者。被打倒的地主也未必是罪大恶极的，其中很多可能只是犯了小错或压根就是无辜的。这是许多人了然于心却不敢宣之于口的，严歌苓却借由《第九个寡妇》这本小说暴露了土改中的一些问题，她将王葡萄这一形象置于被洗脑的人群中，以她那一双黑白分明的慧眼撬动了这段沉重的历史。

　　纵观严歌苓笔下关于女性书写的作品，主人公所处的时代多是充满了冲突和动荡，在这种独特的时代背景下，人们随波逐流，自己的思想很难脱离大的社会背景。而《第九个寡妇》中的主人公王葡萄却背离了当时的社会思想，用自己的努力换得了公爹的生命。

　　王葡萄努力的活着，不只是为了自己，也是为了别人。她的生命分给了几个男人，铁脑、铜脑、朱梅、冬喜、春喜、老朴、公爹、挺，经历的一个个情人从她身上索取着爱，公爹和儿子挺是她无法抛弃的责任，在时代的变迁中，王葡萄坚持做着自己认为对的事情，自由恋爱、护住公爹、送养挺……她对待人类和动物都显示出伟大的慈悲，即使是仇人、老驴，也充满了同情。在她身上耕耘的情人、被藏在地窖中的公爹孙怀清、偷偷生下的儿子孙挺，她都以一种慈爱的眼神看着他们，并充满了对这些“孩子”的保护欲，强烈的母性在王葡萄的身上显露无疑。她有着对公爹的孝顺、对情人的爱欲、对旁人的慈悲，以及对万物的宽容，神性与人性的杂糅，使得王葡萄这一人物在小说界展现着独有的色彩。小说涉及到了中国解放后的一些改革运动的问题，这是很多文献研究不敢提及的。严歌苓却借由小说的时代背景和主人公王葡萄的所见所闻展示了这些运动真实的一面。王葡萄经历着社会的巨变，却在各类变化下坚持着自我，做着自己想做的事，她的异常揭示了社会的异常，也使得这个女性人物形象的独特魅力穿透了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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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严歌苓.第九个寡妇[M].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

　　[4]李雅萍.浅析严歌苓小说叙述中的女性书写——以《第九个寡妇》为例[J].新乡学院学报,2019(1).

　　[5]付立峰.论严歌苓的“母性”叙事[J].华文文学,200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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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严歌苓.小姨多鹤[M].北京:作家出版社,2008.

　　[12]周立波.暴风骤雨[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9.

　　[13]丁玲.太阳照在桑干河上[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