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绪意识和情绪调节对幼师幸福感的影响——情绪区分度的调节作用。

　一、幼师幸福感

幼儿教师职业幸福感,学界对此的界定为：幼儿教师在从事幼儿教育的工作中，实现自己既定的理想所获得的职业体验，它通常指向幼儿教师对未来的期待，代表着幼儿教师从事幼儿教育工作的生活质量。

蔡军认为“幼儿教师的职业幸福感是指幼儿教师在其幼教工作中自由实现自己职业理想的一种教育主体生存状态，对自己生存状态意义的体味构成幼儿教师的幸福感，它指向现实生活和对未来的期待，是衡量个体工作生活质量的重要心理学指标。”

幼儿教师职业幸福感即是指幼儿教师个体或群体在幼儿教育的工作实践和教育情境中，通过自身努力从工作本身获得的一种身心愉悦体验。在蔡军看来，幼儿教师的职业幸福感意味着幼儿教师对他们当前的生活和未来的生活有着期待，他认为教师职业幸福感降低表现在工作积极性不够、心理机能亟待调节、教育态度和信仰缺乏。本篇论文运用蔡军职业幸福感的观点，是因为关注其到幼儿教师的个人体验，多方面发掘了幸福感缺失因素，还关注到幼儿教师对未来的发展，比较贴合该篇研究。

　二、情绪意识和情绪调节的文献综述

　　（一）情绪意识及其相关研究

1、情绪意识的内涵

个体在情感风格上的差异主要表现在情绪意识的差异上，具体参数指标有：情绪反应的阈限、情绪反应的峰值、情绪反应峰值出现的时间、恢复时间或情绪反应持续的时间等。

情绪意识被国外研究者（Nock）定义为：个体在回到情绪唤起（情绪持续）基线水平前的这段时间里，对一系列刺激（如敏感情绪）所体验到的情绪的强烈或者激烈程度（如情绪宣泄）。也就是说，在遇到髙强度情绪事件时，情绪意识水平高的个体被该情绪事件所引起的情绪反应强度较大、情绪唤起阈限较低。因此，那些情绪意识高的人就因其情绪反应阈限低，更易被情绪刺激感染和影响，而爆发出比他人激烈的情绪。相反，那些情绪意识低的人，对情绪的体验较慢，也不会出现大幅度的变化（Davidson）。

2、情绪意识的相关研究

情绪意识与个体的气质、人格、精神病态的脆弱性密切相关。的研究表明，个体的左右前额皮层基线激活存在不对称性，这种不对称具有稳定性，能预测个体对情绪刺激的反应，和情绪意识密切相关，是其皮层部位的神经基础。左侧前额皮层基线的激活水平高的个体，相对于右侧前额皮层基线激活水平高的个体要更容易从负性情绪状态中恢复，也就是说个体的情绪意识的高低与前额皮层的激活密切相关。

有研究者（Zanarini）提出，情绪意识可能存在着一定的生物学基础，是一种与气质相关的反应特点。他们的研究提到，在对边缘型人格障碍患者的长达年的追踪研究中，研究者发现与功能失调行为相关的症状随时间会有很大程度的改善，然而气质性的与情绪意识有关的边缘型人格障碍症状会随着时间发生的改变很少，这说明，这种类型的情绪意识是很难在后天有所改善的（于丽霞，江光荣，吴才智）。

根据Nock等人的研究也指出，情绪意识和气质是有交叉重叠的，但又是不同的。Rothbart将这类气质定义为，通过情绪状态、肌肉活动和注意力范围而表现出来的在意识和自我调节方面的个体差异性。在现实情境中，情绪意识的不同就表现为效价（积极情感和消极情感）和动力性（行为激活和行为抑制）的差异的研究（Nigg,2016）

　（二）情绪调节及其相关研究

1、情绪调节的内涵

情绪风格的另一个重要方面是情绪调节能力的不同。情绪调节包含对情绪体验的潜伏期、产生和维持时间、情绪行为的表征、心理感受和生理反应等的调节。不同的研究者都从不同的角度对情绪调节进行了定义。

Thompson认为情绪调节是个体为了某个目标，所进行的监控、评价和调整情绪的一种内在和外在的过程。Dodge认为情绪调节是刺激出一种行为从而来调节或改变另一种行为的过程。Fox认为情绪调节是一种消极情绪的表达能力。Cole将情绪调节概括成积极的和消极的情绪、生理和行为的变化。Gross则将情绪调节定义为个体所经验到的何种情绪、这种情绪何时发生、怎样进行情绪体验和表达的一个过程，他认为情绪调节在情绪反应全程中都存在。

Thompson认为对于情绪的调节涉及两个方面，一种是对情绪类型的调节，比如对快、愤怒等具体情绪的调节；另一种是对情绪动力的调节，具体来说，就是对情绪强度、情绪广度、情绪稳定性、情绪启动时间、情绪恢复和维持等的调节。情绪调节具体可划分为三个方面：具体情绪的调节（积极情绪和消极情绪的调节）、唤醒水平的调节（高唤醒和低唤醒、情绪成分的调节（生理反应、主观体验和表情行为）。

情绪调节的特点有：情绪调节可以是有意的或无意的，自动的或可控的；情绪调节包括降低消极情绪和增强积极情绪，以及维持积极情绪等方面；情绪调节没有好坏之分，有时可以根据情境的变化发生转化。可见，上述特点表明，情绪调节具有个体性差异。这些差异主要表现在情绪调节策略的使用、情绪调节目的、情绪调节的努力程度、情绪调节的能力上的差异。

总的来说，情绪调节是个体为达到某种目的，对情绪的产生、感受和表达等因素的影响过程。情绪调节对个体心理健康具有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有人认为，某些认知策略（如认知评价）上的忽视可以减轻或预防抑郁。良好的情绪调节可以促进人的身心健康，不良的情绪调节或者情绪失调会对身心健康造成破坏。

2、情绪调节的影响因素

情绪调节是一个动态的过程，服从于个体的目的和其所处环境，其效果最终受到多个因素的影响。在情绪调节的过程里，个体受到诸多因素的影响，比如情绪调节目标的不同、情绪调节策略的好坏、情绪调节能力的高低、情绪调节努力程度等。过去研究显示，年龄、人格特质、性别、生理因素、家庭教养方式、文化、依恋关系和自我效能感等都对情绪调节有一定程度的影响。

情绪调节的能力上存在个体性差异，发现外倾者、情绪稳定者的积极情绪衰退缓慢，消极情绪衰退迅速；而内倾者和神经质者的负性情绪衰退缓慢，积极情绪衰退迅速。研究显示不同人格特质的人会采用不同的情绪调节策略，比如，在情绪调节任务中，外倾的人会使用如主动寻求社会支持等更积极的情绪调节策略，而神经质的人会较多使用逃避、压抑等消极的情绪策略。

研究表明情绪调节能力在性别上有显著差异。女生较男生感受到更多的悲伤和恐惧，也就是说，女生体验到更多的消极情绪。男生的情绪调节能力显著高于女生，男性对于积极或消极情绪可能会较多的采用忽视或抑制策略，这样在面对同样的一个负性情绪体验时，男性表现出的情绪调节能力更好（刘启刚，2018）

情绪调节究竟是调节消极的情绪，还是当产生消极情绪时控制人们的行为，在临床治疗中，通常提醒人们应该关注情绪机能行动层面，而非仅控制行为层面。可见，有效的情绪调节，并不是对情绪自身的控制，而是在体验到负性情绪时，人们有能力控制自己的行为表现。

3、情绪调节自我效能与幸福感的关系研究

目前，研究者们对情绪调节自我效能与幸福感的关系进行了一系列探讨，并且研究中主要涉及人格特质、人际关系、情绪调节方式等因素。刘桂芹等人（2012）初中生的情绪调节自我效能与幸福感的关系进行了探讨，研究结论为初中生的情绪调节自我效能各个维度与幸福感有显著相关；窦凯等人（2010）认为，情绪调节自我效能与幸福感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并且情绪调节方式在二者关系中起到部分中介作用。杜变（2014）通过实证研究得出大学生情绪调节自我效能对幸福感与正向预测作用这一结论。张建育（2016）验证了情绪调节自我效能与幸福感的正相关关系，并认为人际关系困扰在二者之间起到了部分中介作用综上，情绪调节自我效能与幸福感之间的关系得到一定的实证支持，情绪调节自我效能可正向预测幸福感，情绪调节自我效能可通过直接或间接的方式影响个体幸福感。此外，通过对情绪调节自我效能的概念进行分析，我们可以看出情绪调节自我效能是可以通过改善个体的情绪来增强个体幸福感的，提高个体情绪调节自我效能也是增强幸福感的一个有力途径。

　三、测量方法及工具

　　（一）正念的测量

采用的是五因素正念量表(Baer,Smith,Hopkins,2006)，.共有39个.题目，包括五.个基本.维度：观察.、描述、.不判断、.对内部体验.不做反应.、有.觉知地.行动。测量.计算正.念量表.的总成绩和.分量表成绩.，分数越.高，表明.正念.水平.越.高。中文版由邓玉琴，刘兴华等(2010)翻译修订，在大学生群体中适用性良好。

（二）情绪调节自我效能感的测量

国际上通常使用的是Caprara在2008年修订的第三版量表，但是在国内施测的过程中，虽然量表具有较好的适用性，但因文化背景的不同，也存在一些问题。基于这种情况，田学英(2012)等结合我国社会文化背景对2008版量表进行了中国化修订并试测，结果证明，修订量表具有良好的适用性，本研究将采用田学英的修订量表进行施测。

　（三）主观幸福感的测量

采用Campell.编制的.幸福感.指.数量.表，.包括.总体.情感.指数.和.生活.满意度.两.个.问卷.，共9个题项，其中包括8对情绪词和一个生活满意度问题，量表采用7级计分，得分越高表明被试的幸福感越高。

　四、情绪意识和情绪调节对幼师幸福感的影响

通过对认知情绪意识和情绪调节和幼师职业幸福感关系进行研究发现，在认知情绪意识和情绪调节对幼师职业幸福感所产生的影响中，在心理资本加入条件下，认知情绪意识和情绪调节虽然还可影响幼师职业幸福感，但不是直接影响，影响是通过心理资本的中介作用实现。在相同的社交情况下，良好的情绪意识和情绪调节比不良情绪调节更有助于工作的开展。依据认知情绪调节的理论，在日常生活和工作中，个体运用认知情绪调节策略的水平和频率会随着个体年龄、生活阅历、工作经验等增加而日趋成熟，并且会自然而然的倾向于选择使用适应性情绪调节，在日常工作与生活中更易于获得其他人的帮助，有利于目标的达成。

　参考文献

[1]杨邦林,黄瑾.幼儿园教师工作-家庭冲突对工作投入的影响：情绪调节策略与职业压力的中介作用[J].幼儿教育,2021(33):38-42.

[2]赵月.情绪调节策略对特殊教育教师职业认同与职业倦怠的影响[J].中国听力语言康复科学杂志,2021,19(05):389-391+399.

[3]蔡晓璐.课堂教学情绪对教师职业倦怠的影响：情绪调节策略的调节作用[D].西北师范大学,2021.

[4]何攀攀.情绪调节教学法在初中生游泳教学中的应用研究[D].南京体育学院,2021.DOI:10.27247/d.cnki.gnjtc.2021.000081.

[5]夏扉.情绪调节策略对压力与幼儿教师职业倦怠关系的调节作用[J].江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0,53(05):115-120.

[6]劳小琳.初中生亲子依恋、情绪调节策略、心理资本与校园霸凌的关系及现状研究[D].广西民族大学,2020.DOI:10.27035/d.cnki.ggxmc.2020.000414.

[7]张泽曦.高中生认知情绪调节策略、自我效能感与数学成绩的相关性研究[D].南京师范大学,2020.DOI:10.27245/d.cnki.gnjsu.2020.001897.

[8]姚婧雯.小学教师的情绪调节策略探究[J].教育界,2020(02):64-65.

[9]顾秋花.情绪调节策略教学对高一学生情绪调节能力的干预研究[D].南京师范大学,2019.DOI:10.27245/d.cnki.gnjsu.2019.001928.

[10]Denham,S.A.,&Grout,L.(1997).Mothers’emotional expressiveness and coping:Relations with preschoolers’social-emotional competence.Genetic,Social,and General Psychology Monographs,118,73-101.

[11]Bronfenbrenner,U.,&Morris,P.(1998).The ecology of developmental processes.In R.M.Lerner(Ed.),W.Damon(Series Ed.),Handbook of child psychology:Vol.1.Theoretical models of human development(5th ed.,pp.993-1028).New York:Wiley.

[12]Arsenio,W,&Cooperman,S.(1996).Children’s conflict-related emotions:Implications for morality and autonomy.In W.Damon(Series Ed.)&M.Killen(Vol.Ed.),New directions for child development.Children’s autonomy,social competence,and interactions with adults and other children:Exploring connections and consequences(no.73,pp.25-39).San Francisco:Jossey-Bass Publishers.

[13]Denham,S.A.(1993).Maternal emotional responsiveness and toddlers’social-emotional competence.Journal of Child Psychiatry,34,715-7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