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君主论》中的行政伦理思想探究

[内容摘要]行政伦理是任何国家公共行政的灵魂，在其中，关于合适的中国公共行政工作论理与规范基础的探索，既是在推进中国行政伦理学研究的一个重大的基础性工作，又是在身为百年党的中国xxx以德立本理政思想基础的”行政伦理”研究领域下的重点内容。《君主论》是意大利杰出的政治思考家尼科洛·马基雅维利的传世名著。本书所提到的行政伦理思想尽管存在着时间、阶级、思想方法等的局限，但其理论贡献仍在世界行政伦理学思想史上占有很重要的地位。本文将从解释伦理和行政伦理的定义开始，深入探究《君主论》中的行政伦理思想，不仅能更进一步理解马基雅维利的政治思想，也能够从中挖掘对对我国的政治文明建设和国家治理的重要的借鉴和启示意义。

[关键词]行政伦理;行政伦理思想;行政道德

行政伦理思想是公共行政的伦理基础，是当前构建新时期服务型XX所必须探讨研究的重大理论思想，在我国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总体过程中有着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和重要的历史作用。因此，从长远的角度来看，深入探讨研究《君主论》中的行政伦理思想是对增进我国行政伦理思想建设、加强我国行政部门公信力有着巨大的实际意义。而随着现代中国的行政伦理思想的日益发展，我们也应该更能以更好更快的脚步早日完成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一、伦理与行政伦理思想的概念

　(一)伦理的概念

伦理是指在解决人与人、人与世界的问题中所采用的方法和规范。它包括一系列指导行动的思想，从理论高度上对伦理学问题的哲学反思。这其中包含着人与人之间、与世界之间以及与自然之间如何相处的行为规范。伦理的“伦”可以理解为人伦，即人类与人类之间的交互关系;而“理”可以理解为道理。所以“伦理”可以理解为是指人们内在的社会关系中应当遵守的道理和原则。伦理还包括了顺序、条理等义理，即道德关系。伦理作为一个道德关系不但应解答了该怎样思考和行动，同时也解决了为何要这样思考和行动，即所谓思考与行动的正义性。

（二）行政伦理及其思想的内涵

行政伦理又可称之为XX道德——是一套以“责、权、利”的统一原则为基点来协调个人、团体和社会之间的相互关系为核心内容的XX行为准则与法规体系，从整体上回答了整个行政系统的合理性、正义性问题，可以说是公共行政的灵魂。

行政伦理的概念及内涵在打造的现代化XX的当今时代下，行政伦理是一项不可或缺的内容，关于行政伦理，我们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认识它：

(1)从价值的视角。公共XX的价值所在乃是为了服务于社会的整体利益，而行政伦理即是明确了公共行政过程中的价值追求——必须建立在服务社会的整体利益上，所以行政人员在行政效率上首先得考虑公平正义等社会价值理念。

(2)从过程的角度。公共政策的制定和执行总是要符合社会主流价值观的，行政伦理就是行政过程中内化于所有公共部门的道德规范。

(3)从方法论的角度。探究行政伦理的一大目的在于防腐治贪。在这一过程中除了必要的法律约束外，加强行政人员的清廉意识也同样重要，从而通过外律和自律的有机统一来实现廉洁XX的建设。

(4)从行政责任的角度。现代XX应是责任XX。行政伦理所探讨的正是建成责任XX的途径。行政伦理强调道德责任的重要性，通过提高行政人员的内在道德责任的方式而使行政责任得以充分实现。行政伦理一般是指公务员在行使XX职权，实施XX管理工作过程中的XX职业道德意识的规范。

　2.行政伦理思想的概念

行政伦理思想是公共行政的核心之一，也是建设先进XX的重要学术理论，在当代也越来越受到公共行政学者的重视与研究，本段将会以X著名行政伦理学学者特里·L·库伯的行政伦理思想研究学说——以“责任”为核心作为行政伦理思想的核心，并分为客观责任和主观责任两个部分来对行政伦理思想进行一定的说明解释。

（1）客观责任。客观责任和社会组织成员对XX行政人员的角色期望有关。行政人员的职位内在包涵了某些期望和约束，接受行政管理的职位，就必须承担行政人员的角色——如公平、正义廉洁等。其中，法律规定的职责是一个手段，可以确保义务在法律框架内得到体现。因此，相对而言，义务要比责任更加根本。库珀还进一步认为，执法工作人员的客观职责主要体现在如下三方面:利用法制的手段为民选官负责、为上司负责和对下属负责，以及维护公共利益。

（2）主观责任。主观责任根植于人们自身对奉献、善良、价值认同等的信念理念。XX工作人员承担主体责任的过程是道德的重要表现，也是社会各界对XX工作人员提出的职业伦理期待。以主观责任的表现形式为划分依据，库珀将主观责任区分为价值观、信念和态度三个层次，三种主观责任形式由内向外构成一个完整的同心圆。

二、《君主论》中行政伦理思想产生的背景与理论基础

　(一)《君主论》行政伦理思想产生的背景

《君主论》的行政伦理思想的产生不是偶然的，这其中即有一定的理论背景也有相当的社会背景，对此，我们只有在对《君主论》的行政伦理思想产生的背景有一定程度了解的基础上，才能相对正确地理解《君主论》的行政伦理思想的独特性和深刻性。

　1.理论背景的影响

“王公之鉴”派作家的政治思想。文艺复兴后期诞生了一大批政治思想家，他们的著作因向君主和廷臣进言献策而被称为“王公之鉴”派作家。这些政治思想家一般持有如下看法:XX的基本任务应当是维护人民的安全与和平;在关于“人”的问题上偏向于讨论君主而不是人民;规劝君主要成为名誉的化身并遵从诚信、慷慨和仁慈等传统的基督美德。同时代的马基雅维利虽然也受到众“王公之鉴”学派作家的启发，但后者并不是完全依附前者的主张——马基雅维利在确立和继承了君王有安定国民的道德义务的观点，并承认对君王有众多道德的要求的同时，却对君王应讲求道德的思想采取了否定态度，在他眼中，拥有相当道德的君王非但不利对国家的治理，相反是不利的。在马基雅维利眼中，慷慨等于挥霍金钱，挥霍钱财意味国家陷于贫穷，陷于穷困则意味招致轻视并遭人的憎恶;仁爱则是指纵容部下作恶，而不加惩罚;信守诺言指一旦事情对自身不好，“一个明智的统治者绝不可以，也不应当恪守信义”。

　　2.社会背景的影响

(1)文艺复兴运动的影响。文艺复兴运动一般是指产生于十四世纪至十七世纪初的一次新文学运动，它最先在意大利出现后又推广到了欧洲各国，这场运动涵盖了文学、美术、科技等各种人文事物，其主旨是赞美人性而反对神性。出生于文艺复兴晚期时代的马基雅维利同样也受到了来自时代的影响。简单来说主要有如下两个方面的影响:

第一，文艺复兴运动主张以人为本而不是以神为本的方式来认知世界。在《君王论》中，马基雅维利对于神的事情几乎只字不提，他所关注的是现实中的人类本身并通过现实中各种典型的人物和事件作例证，这使得马基雅维利的行政伦理思想生动无比而令人信服。

第二，文艺复兴运动的人文主义者们主张热爱国家并为祖国服务和作贡献。马基雅维利同样也不例外，在《君主论》中他始终考虑的一个问题是如何维护国家的统治。

（2）意大利社会状况的影响。马基雅维利所处在的意大利是一个复杂的时代，虽然当时的意大利在经济文化上都很发达，但在其繁荣的表象下也出现了严重的社会危机——政治上，意大利各小国内战不断使得外国势力不断入侵。道德上，社会道德风气恶化，各种犯罪现象屡见不鲜。正是基于意大利这样的社会状况，马基雅维利诞生了为了服务于国家统一的公共利益而可以抛弃道德的“去道德化”思想。

　3.马基雅维利个人经历的影响

马基雅维利早年的教育经历为他日后撰写《君主论》有了一定的文化基础，成年后的从政经历让他有机会接触到了各式各样的政治人物以及各类形势事件，为他后来归隐田园后撰写《君主论》提供了大量的现实案例。

　(二)《君主论》中的行政伦理理论基础

在《君主论》一书中，马基雅维利以人性论为基础来阐释的行政与道德的关系，这是贯穿于《君主论》的行政伦理思想的核心，是理解《君主论》的行政伦理思想的关键。

　1.《君主论》行政伦理思想的前提——人性论

人性论即关于对人性善恶问题的看法。马基雅维利对人性持一种悲观、消极、怀疑的态度。在《君主论》第十七章中，他认为:“人性是恶劣的”，“关于人类，一般地可以说，他们是忘恩负义、容易变心的，是伪装者、冒牌货，是逃避危难，追逐利益的”。总的来说，马基雅维利对人性持一种悲观的态度，是坚定的“性恶论”主义者，在他看来，人性总体上是不值得依赖的，人总是容易受到各种利益的诱惑而行恶，唯有出于对法律的畏惧才能使人约束行为，他在书中具体提到:

第一，人们是重财轻义的，“人们忘记父亲之死比忘记遗产的损失还要来得快些”。

第二，人类的野心如同高山滚石般无法停止的，“人的野心节节攀升，先是谋求不受他人侵害，继而便要侵害他人”。

第三，人民群众都是群氓，总是容易被外部表象所诱惑，只喜欢用眼睛而不是身体力行去验证事物的真假，“人们进行判断，一般依靠眼睛更甚于依靠双手”，“群氓总会被外形和事件的结论所诱惑，而这种世界里尽是群氓”。

综上所述，马基雅维利对人性总体持一种悲观的消极态度，他以“性恶论”为人性论为作为理论依据开始构筑其行政伦理并贯彻于其行政伦理思想的始终。

　2.《君主论》的行政伦理思想的核心——行政与道德的关系

行政与道德的关系是《君主论》的行政伦理思想的核心，关于这点马基雅维利本人并没有在书中给出明确的答案，但我们仍可以通过他书中字里行间的信息来理解马基雅维利对行政与道德关系的看法:

首先，我们需要将马基雅维利的个人道德和在《君主论》中他所提倡的“君主所应有的道德”所区分开来。许多人认为马基雅维利所著的《君主论》是在倡导君主去“作恶”，为达到目的而无所不用其极，这样的主张是“恶魔”和“邪恶”的代名词，并诞生了“马基雅维利主义”这一词。而这其实是一种纯粹的误解和谬论，现实中的马基雅维利从不是一个品行恶劣的人，同样他也没有使用任何在他《君主论》所提到的不道德手段来获取任何一官半职，相反他始终恪尽职守，为意大利的统一事业殚精竭虑，是个不折不扣的爱国主义者。

其次，道德败坏的社会环境让马基雅维利对道德的作用视之若无。在社会道德败坏而极少人遵循道德原则做事的恶劣时代条件下，马基雅维利通过对世界情况的深入洞察，使他认识到遵循道德原则做事是不行的，甚至是无益的“一个人要是在任何问题面前都要发誓以善自持，那么，他厕身于众多不善的人当中一定将面临着灭亡。”

再次，马基雅维利并非不关心道德和完全不讲道德，更不是一个道德冷漠者。与大部分人所认为的“马基雅维利主义”对于道德的完全轻蔑无视的冷漠态度所不同的是，马基雅维利实际上对道德是持一定肯定态度的。在《君王论》的第十五章，他罗列了对德性即大方与小气、乐善好施与贪占无厌、残忍与仁爱、背信弃义与忠诚守信、柔弱怯懦与勇敢顽强、平和可爱与矜傲不逊、淫荡好色与廉洁自持、忠诚与狡诈、脾气僵硬与轻易相与、沉稳与轻浮、虔诚信仰与缺乏信仰。然后，他认为自己也同意如果君主体现出具有上面的优秀品质是应该赞扬的，只是现实的条件不允许君主具有所有的优秀品质。而对于那些真正不讲道德的可憎暴君，马基雅维利也同样持厌恶态度。

最后，马基雅维利谈论了政治道德与社会道德的不同之处。“所谓社会道德一般是对于一个国家的民众来说的，它要求民众去遵守社会道德规范，做到善良、诚信、诚实、遵纪守法等良好道德行为，而政治道德是一种政治领域中的道德，它主要是针对从政者或统治者来说的。”所谓的政治道德可谓脱胎于社会道德但与社会道德又有所不同，政治道德虽然很多时候看起来是恶的，但它往往是为了社会的整体利益而有的必要的恶而如国社会道德和政治道德之间发生冲突，那么政治道德就必须优先于社会道德。对于这两个道德的区别，马基雅维利在《君主论》中屡次提到，例如在《君主论》的第十五章中马基雅维利就提到如果可以的话，国君就应当保留那些不会使国家灭亡的恶行，“如果没有那些恶行，就难以挽救自己的国家的话，那么君主也不必要因为对这些恶行的责备而感到不安。”

三、《君主论》的行政伦理思想的评价与启示

我们在评价《君主论》的行政伦理思想时要用辨证的方法来看待它，既要看到并肯定它的进步性，又要看到它的不足和局限性。最后，理论的最终目的必然是服务现实，而《君主论》的行政伦理思想虽然并不能直接在制度方法上给予我们什么帮助，但它所提到的种种问题却能引起我们的思考。

《君主论》的行政伦理思想的评价《君主论》的行政伦理思想的特点《君主论》的行政伦理思想集中体现了马基雅维利对政治道德的深刻理解，具有鲜明的特点，总体而言，我们可以简单将其归类为如下几个特点:

(1)真实性。“论述一下事物在实际上的真实情况而不是论述对事物的想象方面”。这样的现实原则奠定了《君主论》行政伦理思想具有真实性的特点。马基雅维利在《君主论》中论述其伦理思想的时候引入了大量以他自己本人多年从政以来所见所闻的现实基础，同时在《君主论》中，他更多的是根据具体的现实来教导君主如何在具体的情境下灵活处事，而不是仅仅是思考君主应当怎样做事。因此，《君主论》的伦理思想具有真实性的特征。

(2)功利性。在《君主论》中，马基雅维利将国家利益放在了凌驾于一切的至高位置上，而道德与之相比更是不值一提，在他看来，只要是能够为国家带来利益，君主即使是采用非道德乃至于残暴的手段也是可以理解的。“一位君主如果能够征服并且保持那个国家的话，他所采取的手段总是被人们认为是光荣的，并且将受到每一个人的赞扬。”

(3)轻视道德。确切地说马基雅维利并不没有全盘否定道德的社会价值，此外他也认为在条件许可的情况下还是需要遵循道德的。但无可否认的是马基雅维利在《君主论》是相当轻视道德的作用的。例如他在书中所说到的“君主应当同时效仿狐狸和狮子，善于使用暴力和欺骗的方法获得成功”、“对人们应当加以爱抚，要不然就应当把他们消灭掉”、“君主出于国家和臣民的利益，对于残酷之名不必耿耿于怀”等语句。在他看来道德按照道德行事不仅无用于国家利益甚至于会给国家带来灾难，马基雅维利大力宣扬在非常态情况下采取不道德行为的做法，并认为只要是能维护国家整体利益的举措，那对于非道德的行为就不用苛责。

　2.《君主论》的行政伦理思想的局限性

第一，具有时代局限性。马基雅维利所处的社会是个四分五裂且社会道德严重败坏的时代，正是由于这样的社会现实，马基雅维利对人类抱一种消极的心态并对道德的可行性表示怀，体现出了轻视道德的倾向。因此，《君主论》的行政伦理思想有着相当的时代局限性。

第二，具有阶级局限性。由于《君主论》主要是进献给君主的，目的在于服务身为君主的统治阶级，《君主论》全篇都是以君主的角度出发来思考如何统治国家。因此《君主论》的行政伦理思想具有相当的阶级局限性。“他把国家XXX的稳定、安全看成是君主一个人的事，为此君主必须具备非凡的能力，他没有看到人民群众的巨大力量，对他来说人民群众都是群氓，容易受表面现象的迷惑，看到不到事物的本质，这种阶级局限性使得马基雅维利将意大利的统一寄希望于一个有能力的君主，他没有看到人民群众的力量，不懂得发动人民来抵抗外国入侵，实现意大利的自由和解放，从而造成他的愿望难以实现。”

第三，具有思维方式局限性。马基雅维利采取的是一种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在他的眼中，善和恶是绝对对立的，不存在有什么中间的德性。在这种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的主导下，尽管马基雅维利没有明确地以善为恶，但是通过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他己然不动声色地改变了对传统道德观念的理解，在他的视域中，道德不再是一个静止的、抽象的、孤零零的研宄对象，它总是处于一定的社会情境中，它的价值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要以政治行为的效果作为衡量的标准。

　　(二)《君主论》的行政伦理思想对中国行政的启示

当今世界正陷于近百年所未有之重大变局，作为具有世界最悠久文明历史而从未断流过的大国——我国正以史无前例的状态，在全球大潮中乘风破浪。新中国建立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的所有理论和全部经验，充分证明了我国路线的正确性。但是，我国在建立自己路线的过程中所遇到的问题却是较为严峻的。这包括了一个最基本事实:整个当今世界都是由资本主导下的全球，资本国际化也是这个时期最突出的特点，而身为社会主义国家的新中国，所遇到的问题也和这个世界的最基本状况密切相关。正恰如上述，当代的资本主义社会正是传承和概括了《君主论》中行政伦理思想的精华。《君主论》作为对文艺复兴时代内含像“光照”般的进步思想的主张，转变了我们关于行政的观念，推进了人的自我反思，但也盲目地以“目的确定方法”的哲学逻辑，构成和回答了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缺陷。这对建立我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有着深远的启示意义。

我国古代以儒家传统文化为大纲的“德政”虽然主张以德治国。从古至今，美德已成为在人类社会发展进程中所产生的独特精神，也常常被视为人们自我净化、人生价值实现的内在形式。从某种意义上，否定人类美德本身便是否定了人类文明本身。因为美德在整个人类历史中都有着相当重要之分量，而关于美德究竟是什么、怎么样才符合道义是人们经久不息、更为热衷探究的问题。所以，离开道德谈政治是社会虚无主义的另一个体现。因为我国人民历来都以德为首，所以应该说崇道尚德是中华民族精神，是我国文化的根本。历史上不以人之意愿为转化的客观规律，要求人们对政治和道德问题的思索应根据政治实际情况加以分析。而根据卡尔施密特的决断主义，人们只能为政治的紧急时候而作出判断，但强调的是一个特别时代:在国家特别时代，为了维持国家XXX稳定和社会秩序，政治和道德教化人民的一个合理手段。但认真检视马基雅维利的理论，可明确发现其在面对行政问题上祛除道德之思想的深刻化趋向，这正是在“特别时代”中无法符合马基雅维利对这一现象的认识。党的十九大以来郑重重申，中国目前还处在和将一直保持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未变，为共同建立和完善我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任重道远。应当说，《君主论》的行政社会伦理学思想虽然阐述了达到目的的策略与多面性，但同时也陷入了实现目的的绝对化与单向性。当代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需要在实践中深刻地厘清理论与道德、行动与目的之间之联系，从而认真解决好一切社会矛盾问题。在这一过程中，我们需要将法治与德治相结合，避免出现政治取代道德，否定道德存在意义的“道德虚无主义”理论。道德确实在某些特殊情况下需要为行政所“让路”，但行政绝非是无视道德所存在的，我们要意识到，我们当今所处的社会与马基雅维利所处的混乱社会是完全不同的。在当时意大利社会内忧外患的恶劣情况下，想要让国家得以稳定地统治下去，君主只能采用严苛无情的手段来进行权术斗争以使社会安定，这一过程中采用无视道德的做法也是纯属无奈的，而在文明进步的今天，我们应该将德治上升到法治同等的地位——一方面，我们仍旧需要制度并严格遵循法律的制度行事，但同时也需要通过宣扬道德教育的方式提高人民的内在道德思想整体提升整个社会的内在道德水准，通过他律与自律相结合，保障整个社会有条不紊协调发展，得到全方位的进步。

结论

执政的根本目的就是采用最有效率的方式来完成我国的总体公共利益，对于这一点人们总体上对《君主论》中轻道义而重现实的执政社会伦理观点持赞同态度，但在认真审视了马基雅维利的执政社会伦理观点之后，我们却能看到他的思想中有着一定的虚无主义价值循环的表现，因此，我们必须取其以精去其糟粕，坚持德法共治原则，德治理须借由“法”的形态充分发挥效用，唯有实行“德”与“法”共治才能保证社会安定、筑牢XX部门法治公信力。具体表现来说，充分调动“法”之作用时，须将思想道德教育理念融注，提高法制的自身要求，并且充分调动思想道德的社会教育功能，以道德培养法制精神、提高思想道德对法制与社会主义文明发展的保障功能。思想道德教育理念扎根于中华优秀的传统文化，对形成中国文化信仰极其重要;而实行社会主义法制有赖于规范、具体化、科学的法律立法理论，是促进我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内在要求。所以要注重法治职业道德的培养与宣传，尤其是在司法行政理念中坚持“德”与“法”共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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