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在经济全球化的潮流化下，世界上基本每个国家的资本跨境流出与流入都会通过不同方式不停推动促进着世界经济的发展。然而，在这种资本的跨境流动过程中，却隐藏着资本外逃破坏经济。我国经济自从改革开放与加入WTO后便发展得如火如荼，而资本外逃的规模也是愈演愈烈。我国还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市场经济体制也比较不完善成熟，针对这点本文通过结合国际经济学家对资本外逃的研究和国内针对国情的学者研究，详细分析了我国有关资本外逃的形成因素、输出渠道、不良影响以及个人对其规模的一些数额测算（采用了国际上比较流行的直接法与间接法），最后还提出了一些较有建设性的有效控制资本外逃的意见，希望可以减少其对我国经济发展带来的损失。面对这个挑战，必须先认清其本质才能有条不紊地处理好。
关键词：资本外逃；成因；渠道；政策建议
一、引言
（一）选题背景和研究意义
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开始，经济全球化速度大大提升。世界范围里，基本各个国家各个地区的经济相互影响力都有了质的变化，国际资本之间的流动——不管长期还是短期，都促进着全球经济的发展。其中，许多新兴经济体国家利用自身优势，例如劳动力充足且价格低下、土地广阔和天然港口等等，积极开放，吸引外资大量进驻投资，带动自身经济发展。但是，每样事物都有着复杂的本质，对于不同的利益相关体，不同的方面，它又可能是会导致另一种结果。国际资本流动频繁的同时，也带来了外来资本对本国的金融冲击，特别是那些短期且大量的资本混乱流动。一时间正确规避经济风险成为当时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首要挑战，受到越来越多的重视以免引发不可挽回的恶劣后果。自世界一体化开始后，发展中国家或地区的经济都毫无意外地经历过资本外逃（CapitalFlight）与外商直接投资（ForeignDirectInvestment）过大并存的现象，爆发了一系列的问题和隐患：1994年12月至1995年3月的墨西哥金融危机、1999年的拉丁美洲第一经济大国巴西的金融危机以及2001年3月开始的阿根廷金融危机等，各国（特别是发生国）都通过一系列金融危机感受到过量的资本外逃对本国的经济冲击有多严重。近些年来，随着国际贸易体系的改革、地缘政治冲突的持续升级还有国内的经济下行压力加大等因素影响，我国资本外逃现象居高不下，呈上升趋势，威胁着宏观经济的健康发展。
如今2020年，我国自改革开放42年来，依靠着对沿海地区的大力开放和外资政策优惠，吸引了大量外来资金的持续流入，使得经济总量大幅度增长且慢慢趋于平稳增长，国际影响力不断上升。在改革开放以前，受政治文化影响，人民私有财产和外来资产流入都较少，资本外逃现象基本不存在，直到改革开放初期80年代左右，依旧不太明显甚至为负值。随着现在人民币在国际汇率上兑美元欧元等的相对贬值、国内经济大环境的复杂和资本政策的逐步放松，国内资本外逃现象也是逐年严重。中国若想要成为一个更开放的市场来促进国内经济，也必须面对更为严峻的国际经济挑战，资本外逃便是其中之一。只有正确认识资本外逃，勇于面对困难，研究其现状、成因和有效控制方法，才可让中国在世界经济一体化的浪潮上保持前进，不被淘汰。如何有效监测预防和事后控制我国的资本外逃情况，如今国内还没有太强硬和针对性的政策法律。而为了防止国内发生过量的资本外逃，维持宏观经济的健康长期发展，本文将结合国内实际经济状况，分析国内外资本外逃情况，联系二者吸取经验，提出相关合理政策，把严重的问题扼杀在摇篮中。
（二）文献综述
在此，参考了我国不同学者的有关资本外逃的文献后，大致总结了一下各学者对于其的概念、结论等说法，希望可以通过这种办法，结合我国经济实际状况，多方面地认识资本外逃。
徐立新（2017）在研究资本外逃影响因素时得出，出于逃避管制和避险的目的，未经批准的、违规违法的资本外流，是超出XX实际控制范围的资本流出。自设了大量符合国内经济政治的数学变量因素，如国内贫富差距、XX清廉指数和政治风险等，来套入多元回归模型来进行实证分析。
陈俊等（2018）透过经常项目、资本与金融项目和“地下钱庄”三大角度来多层次地分析了我国的资本外逃几种不同情况的方式。
喻海燕等（2018）在基于对“金砖五国”的资本外逃的研究中简单指出它是由于经济、政治、战争等混乱因素，使得国内资本大规模地流向境外的现象。其后详细分析了资本账户开发与制度质量对资本外逃的影响，运用WGI指标体系衡量制度质量中的三个维度和六个子指标、豪斯曼检验结果进行实证测算，得出资本账户的总体开放度不会加大资本外逃，而且抑制资本外逃的话需要合理控制资本账户的开放和提升制度质量的结论。
张家瑞（2018）则在其论文中将资本外逃定义为当国家资本流出超出其金融监管机构所能控制的范围时的一种现象，是一国国内资产通过各种非法途径或变相合法的渠道来地下转移到国外从而规避国内风险的一种行为。通过测算详细对比了直接测算法和间接测算法在不同年份段的资本外逃，指出其非法性、理性和过渡性三大特点。
二、资本外逃概述
国际上对于资本外逃的概念一直以来都没有一个标准的、官方的说法，各界相关学者对其进行深入研究后也有不同的自身理解。因为它的形成因素、测算方法和影响范围都不尽相同，而且最重要的是，资本外逃过程基本都是暗中进行，难以正确统计，不过可以确定的是，资本外逃对于每个国家而言带来的影响都是弊大于利的。在国际学术界上，关于资本外逃有好几种界定说法：
（一）契约违背说
伊戈·沃尔特（IngoWalter）提出了契约违背说，其指当一国中的微观个体与宏观主体之间存在的一种无形的社会契约（SocialContract），资本外逃便是微观个体不认可且违背了这一契约时的行为。在社会契约中，包括了宏观经济的增长问题、国际收支与汇率利率问题、个体就业和收入分配问题等，而这其中宏观主体与微观主体往往会存在着矛盾。当国家XX制定宏观目标时，并不能顾及到每个人的利益；而个人想对自身资产进行最佳配置时，往往又会对XX目标造成损害，加大冲突。
（二）财富转移说
财富转移说的前身是国民效用（NationalUtility），其内容是说明资本外逃中债务国个人转移资产到国外的所有行为，虽然可以使个人自身生活水平提升，却不利于整个国家总体人民的生活水平提高。而财富转移说便是托内尔与韦拉索（Tornell&Velasco）在此基础上的改进，认为资本外逃是由总体相对欠发达的生产性国家的资源（包括人力资源、智力资源、物质财富和自然资源等）流向相对经济发达国家。这条理论是对资本外逃界定最为广义的概述。
（三）规避管制说
一部分研究资本外逃的学者认为，资本外逃是发展中国家里个体对国家外汇管理局的管制逃避而产生的一种非法行为。杜利（Dooley）认为资本外逃是一国居民为了提高自身财富的投资收益而对本国相关部门的政策法律进行规避中产生的资本流向境外的一种行为。克汉与哈克（Khan&Haque）亦认同这种观点，且认为由于居民对本发展中国家的对个人财富的保护政策、机制等不够完善而信任不足，觉得私人财产存放国内会比在国外风险更高，于是产生资本外逃。而金（Kim）则认为资本外逃是一种短期的私人资本流出，目的是对资源相对贫乏的本国的官方监管和检测进行规避，然后获利或避险。
（四）资本投机说
也称“投资套利”。卡丁顿（Cuddington）直接把资本外逃定义为游资（HotMoney）的外流。他通过大量的数据分析研究，发现基本上只有少数的资本外逃进行过长期投资，认为这是国家私人或非银行XX部门的短期投机性资本（Short-termSpeculativeCapital）。它的特殊在于投资者并不是为了长期稳定的投资收益，而是为了资金可以迅速灵活地得到回报利益，在察觉到本国宏观经济政策变动、国际环境投资变动和国内国际货币价值变动等因素时，会不惜破坏所在国金融政策、环境等进行资本外逃。康特（Kant）则进一步改进了卡丁顿的理论，他将其细分为了三种情况。
（五）资本避险说
这是西方经济学界中对于资本外逃比较常见与传统的一种说法定义。此观点最早是金德伯格（Kindleberger）在其博士论文中提出，讲到一国由于内外战争、政治革命等因素所导致的国内经济环境不稳定，民众因担忧自身资本安全而不断向境外稳定国家输出，其目的并不是为了套利差或赚取汇率差，具有自主性的（Autonomous）和短期性的特点，是异常的资本流动.。就像2013年至2015年的苏格兰公投决定是否脱离英国而独立这一事件，便导致了投资者对当地投资环境的恐慌而抱有消极态度，政治界的动荡直接引发了约168亿英镑（约合273亿美元）的资本外逃。同时，也有其他学者称之为“逃避风险说”、“政治风险论”。
当国内经济不稳定、政治动荡、发生战乱时，往往会发生大量资本外逃，使情况更为严重；而国家经济稳定繁华、政治生态好时，资本外逃亦可视为对自身资产的投资多元化和合理分配。现行我国人均经济还不太发达，相关政策还不够健全完善的情况，则需加重对资本外逃的重视并加以控制，防范于未然。在十九届四中全会上，也着重强调了外汇局在2020年的工作，弥补好更多大力开放资本市场的不足。而我国现阶段，资本外逃始终是属于为牟利或避险等动机而进行的一种非法的资本外流。
三、我国资本外逃基本状况
（一）我国资本外逃的规模测算
在了解了资本外逃的成因、渠道后，对于其规模也有一定程度上的测算把握，通过对资本外逃历年数据的分析可以更好地推测未来状况和对某些推算数据顶峰结合当年事件分析原因，预防再次发生和改进现有状况。但是事实上长期以来，对于资本外逃数额规模的测算，各个学者有各个学者的算法，而且彼此测算结果差异都比较大，大家都站在前人的肩膀上加上各自的理解和针对点，去改善资本外逃测算公式。例如宋文兵在《中国的资本外逃问题研究（市场化）》中利用国际收支平衡表的编制原理和国际收支处理数据为基础，加上自身定义（价格换算、误差调整和函数计算等）以获得新计算方法。以下，是几种国际中较常用到的基础计算公式：
直接法：方便快捷数据直观易得，但是过于简陋，精准度不够。（见表3-1）
世界银行法：相比直接法的简单增加了更多维度数据，考虑了长期的资本外逃但会一定程度上夸大其规模，且对于暗处的资本外逃并未提及。（见表3-2）
资本外逃=外债年增加额-储备资产增加额+经常账户顺差+FDI净流入（单位：亿美元）
摩根担保公司法：对于世界银行法来说更加切合实际，因为其中还剔除了银行部门一些非储备性质的资本流出。但是和世界银行法一样，其规模夸大性和数据隐蔽性问题还是未得到解决。（见表3-3）
资本外逃=外债年增加额-储备资产增加额+经常账户顺差+FDI净流入-非储备性质金融账户（单位：亿美元）
由于资本外逃的隐蔽性和数据获取受限性，加上年代差异和国情实际等综合因素，以上公式所得数值未必准确对应我国资本外逃数额，但是总的来说依旧是有借鉴意义的。结合三种方法来看其趋势都是常年居高不下，已很好地说明了我国近年的一些经济金融问题，大环境的经济下行、物价飙升。对于资本外逃确切数值的测算，现阶段只能尽量收集数据和改善创新计算方法来逼近准确数值，未来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
（二）资本外逃对我国的不良影响
资本外逃对每个国家带来的影响基本都是弊大于利，国际上也越来越重视提防。总的来说，对于大多数国家来讲都会使得其国际收支更为不平衡、国家信用下降、股市波动剧烈以及人民与XX矛盾加深等。不良影响范围广大，社会危害非常严重。正如其它国家一样，我国发生资本外逃时同样逃不开其带来多个方面的不良影响。就我国目前状况来看，资本外逃以下几点不良影响较为值得关心预防：
1．国际收支汇率不稳
根据《中国外汇管理年报》和中国统计局发布数据显示，我国近些年国际收支状况良好，目前为止还未被资本外逃侵蚀影响我国国际收支。资本外逃并不利于利率与汇率的持续稳定，难以发挥其调控作用，同时过量的资本外逃所导致的我国国际汇率波动大所带来的压力亦会迫使相关管理部门的宏观经济控制能力下降。
2．财政税收降低
我国的财政收入最主要是来自人民群众的税收，而越是大量的资本外逃所导致流失的税收便会越是减少。这会严重冲击我国国内收入，压缩公共设施建设和人民福利，使得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减速。
3．冲缓外资作用
经过改革开放、加入WTO等走入世界经济事件的中国，对于利用外商投资进行国家建设、人才培育、富裕民众已经是家常便饭。而资本外逃正正是与之相反的一种行为。明面和暗地上的流出速度过高时，外资的流入对于我国的正面影响便大大降低了，等于使得各种负面影响越来越大。
4．拖延经济发展
我国对于各级财产有一套强有力的调控能力，而资本外逃则是跳出了这套规则私藏财富，这会越发拉大我国的贫富差距，阶层划分恶化，收入分配不均，使得我国“金字塔型”经济更难转变为“橄榄球型”经济，打击国民经济基础。更严重时还会引发金融危机，国内通货紧缩，很可能导致国家破产，国际各国对本国信用冻结等等。
四、我国资本外逃的成因和渠道分析
（一）我国资本外逃的成因分析
上文说到，资本外逃的目的大多都是牟利或避险，那形成原因基本也是围绕着这两个大点。从外部环境看，目前我国还是发展中国家，人民币相对世界上很多发达国家的货币价值还是较低，没有那么保值，许多人都看中其金融制度完善安全和升值保值空间大等优点而转移到国外；而内部环境中，国内的经济制度、通货膨胀和财政赤字等都会影响着资本外逃的规模。针对我国具体情况，资本外逃的成因可以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
1．大环境处于金融压抑下
金融压抑理论是指在发展中国家里的市场机制作用未得到充分发挥，货币管理方过分压制汇率、利率等的金融政策。套入国内情况基本就是“看得见的手”在对自由市场进行管制，弊利相交。这会对国内金融市场和商品造成一定程度上的打压，实际利率反应较迟钝甚至错误，利率、汇率和信贷等都会相对国外较低。这些情况下，国内的资本投资、银行储蓄等都会流向国外有相对稳定的经济环境和完善的税收政策的国家，甚至有绝对客户隐私保护等以处理大量非法收入（如瑞士），或投资前景好、货币含金量高价值稳定的国家（如X、英国）来赚取利差、实现保值。
2．监管制度相对落后
我国在1949年建国到改革开放基本都属于计划经济时期，改革开放后市场经济才逐渐活跃起来。这短短几十年里，由于我国走的是XXX道路，缺乏前人经验，只能结合国情慢慢探索，在这条路上很多方面都比较不够完善健全，上层建筑跟不上经济过快的发展速度。在外汇外贸、进出口方面的监管制度便是其中之一，难以媲美欧美发达国家的政策制度。经济发展迅速，市场上也很快出现各式各样的金融产品，同时也会出现花里胡哨的“庞氏骗局”，导致资金大量聚集而转向国外资产储存。监管部门由于不可避免地具有滞后性和比较缺乏灵活性，相关制度较慢出台而被钻空子。另外，具有完善的相关监管法律制度的国家比较于我国现有监管机制，对于国内投资者来说更有安全感和信心，更乐于到国外去进行自身资本投资，从而也会造成一定程度上的资本外逃。
3．财政赤字和通货膨胀的存在
由上表统计数据可以得知，我国近些年财政支出的增长速度一直比财政收入的要高，而财政赤字更是逐年上升。现阶段我国还属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市场经济体制还不太完善但同时经济又高速发展，导致我国常年财政赤字偏高，而弥补赤字其中一种方式便是增发货币，增发货币又会一定程度上提高通货膨胀率，加上X一直针对我国金融市场在背后搞小动作和货币的时间价值等等原因，我国的通货膨胀率也是逐年上升。而意识到这点的国内投资者为保存现有国内资产的价值不受通货膨胀影响贬值，必然会转移资产到相对更平稳的国家进行保值甚至升值。此时，分散且大量的资本外逃便跟着出现了。
以上三点大致分析了我国资本外逃的成因状况，其实最主要原因还是我国目前属于发展中国家，还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特殊时期，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矛盾较难处理，不断加大力度的对外开放带来经济发展的同时也带来了外界的诱惑。这就造成了现阶段我国风险与机会并存的局面，有外商投资也有资本外逃。
（二）我国资本外逃的渠道分析
1．利用现金“偷渡”和地下银行系统
现金“偷渡”是指通过货车、货船或私人飞机等交通工具携带大量现金或现金等价物来进行非法跨国，使得国内资金流向境外。这种渠道下的资本外逃大多发生在黑市托付和私人富豪，且视不同交通工具、不同跨国距离而决定其过程时间和交易周期。而地下银行系统则是我们通俗来讲的“地下钱庄”，是处理地下资金的收付结算的一种非法金融组织。地下钱庄结汇过程基本和正规银行一样，一地汇钱另一地经过确定就可取钱，无需原资金的实际跨境转移，方便快捷。虽然资金安全仅仅只是建立在对钱庄的信任上，无任何法律法规保障，可是其需求者仍然数不胜数。目前我国这两种资本外逃方式可以说是最简单和快捷，因为它们都是游离于国家外汇交易监控之外，不仅难以有线索跟踪，还很难得知其发生。
例如厦门远华案件便是一起经典的特大资本外逃走私洗钱案件，以下为其案件所公布的细节流程图：
2．通过进口高报（Over-invoicing）和出口低报（Under-invoicing）
进口高报这种操作通常是国外出口商先对国内开出比实际货物价值要高的发票，然后国内进口商进行发票价值的支付，国外出口商在收到资金转入后再把虚高部分转移进国内进口商的国外账户，便完成了进口高报的一个过程。而出口低报则与之相反，国内出口商在交易中对国外进口商开出比实际货物价值要低的发票，进行完发票价值的支付后还要把原价格差价补齐到国内出口商的国外账户，这样不仅实现了货物关税增值税等的逃脱，还完成了一次资本外逃。这两种渠道下的资本外逃都需要国内外进出口商之间的信任与佣金配合，也是没有任何的安全保障，但即便如此依旧是国际间资本外逃最普遍的的途径，其利用了国内外进出口商双方报价与外汇管制等监控部门的信息不对称来获取利益，破坏资本金融市场秩序和国际金融安全。
在2011年3月至2013年11月期间，陆建忠、刘萍、李小波三人通过协力公司生产的“AOI光学检测仪”进行进出口的骗税，利用的便是进口高报和出口低报两种手段，同时为了达到公司的外汇核销平衡，曾先后购买美金61笔（共计27788090美元）到境外的苏舜公司进行资本外逃、补贴差价等。案发后，扬州市公安局依法进行逮捕上诉并冻结涉案财产，最终判决三人出口退税罪，且各自有不同的有期徒刑和处罚金。
3．运用对内对外的直接投资
在2019年12月31日，国家外汇管理局发布了一则有关取消部分外汇管理行政许可申请材料的通知，地点暂时是在我国各地的自由贸易试验区试点。此举表示测试境内外资本流动开放程度进一步提升会带来怎样的结果，未来势头不出意外亦会如此，愈发地使资本项目可兑换实现大部分。可同时，国内外直接投资下的资本外逃就更容易进行了。此渠道下的资本外逃与上文进口高报、出口低报有点相似，但实际操作花样百出。例如国外在对我国进行某些直接投资时，投资款不全汇入甚至不汇入至国内关于其投资项目的专用账户，可是当分配投资收益又照样收取合约规定的利益然后将其转移出境；又如国内个人的对子女或他人到国外的教育投资，法人对国外无形资产（实际价值难有统一评估定论）的投资等等，都可以对投资里的虚高款项实行资本外逃，比较难直接检测。
随着时间推移和针对外汇管理局出台政策的“见招拆招”，肯定还有更复杂和难以察觉的资本外逃方式显露，其渠道也会包括但不限于以上几种地不断“创新”出现，继续深入探究亦是很有必要。
五、有效控制我国资本外逃的建议
我国目前还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上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不成熟所导致的资本外逃，即相关的外汇管理制度和法律法规未够完善。对于资本外逃的管理控制，需要从源头出发，不仅要“堵”更要“通”。此处针对资本外逃的建议主要是为前馈控制，以下详细展开讲讲。
（一）改善国内投资环境
总的来说，资本外逃会发生究其根本是国内投资者对所在国的投资环境不放心、信任不足，若果国内环境赶不上甚至落后于世界进展脚步，投资者转向更好的金融平台也是不可避免的。因此，国内政局稳定、经济持续平稳发展便成为防范资本外逃的最主要因素，而XX在其中则是一个重要角色。在“软环境”中，XX需要保持好经济政治的平稳、文化科技素质的提升；而“硬环境”则需要维护改善好便民服务、能源供给、工业基础设施等。以此为地基逐步增强投资者信心，形成一个有效控制资本外逃的投资环境。
（二）监管制度保持创新改进
对于资本外逃监管制度中的法律法规，作用不仅仅在于事后的惩罚，事前的威慑亦是不可忽视。对各种非法的外汇交易进行严厉打击是必须保持进行的，维护好国内市场的经济运行和正常秩序。但是其惩罚力度一旦超过边际效益平衡点又会适得其反，做好数据分析，前瞻性地更新法律法规，把握好度十分重要。同时，各个相关部门（如外汇管理局、海关、税务局等）也需要彼此配合，资源共享，随时做好检测管理外汇数据异常和突发性资本外逃的防御准备。
六、全文总结
通过对各学者的文献阅读解析和理论解读，且加上自身理解后，笔者在此对我国资本外逃的成因、渠道、大致测算和影响进行了简要的阐述。其实我国资本外逃现状虽然数值比较高，但笔者认为其所带来的风险并不会那么快到来甚至不会到来。因为当前我国总体的资本外逃并不是以带有恐慌性为主，本人对我国政治稳定还是比较持有信心的，而经济的上下波动只要在可控范围内也是属于正常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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