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交焦虑症的症状分析

1 引言

21世纪信息技术发展迅速，社交网络覆盖范围越来越广，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关注到运动健身这种健康生活方式，由此而造就了A4腰、马甲线以及天鹅臂等健康身材词汇的流行，同时充分说明了人们在外在形象方面的重视。在大学校园当中，学生们开始对自己的外在提出越来越高的要求，由此而引发了容貌焦虑和身材焦虑等一系列问题，并造成了不同程度的心理影响，比如说焦虑、神经性厌食症等等都是大学生的心理健康受到了严重危害。

所谓的负面身体自我，也可以被称作为身体意象失调，指的是个体在认知自己身体的时候持有消极的情感体验，并引发了一系列的行为控制后果(Chen,Jackson&Huang,2006)。当人陷入到负面身体自我状态之后，通常会表现出焦虑和抑郁等一系列的负面心理境象（黎琳，徐光兴，2007）。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社交焦虑已经成为一种非常常见的心理问题，我国有超过40%的大学生表示自己受到了社交焦虑的影响（杨相宜，2014）。从整体上来看，社交焦虑已经对大学生的心理健康产生了严重影响。除此之外，大学生的社交焦虑问题还受到身体意象的显著影响（赵轶群，2008）。从许多学者的研究当中可以发现，负面身体自我和社交焦虑之间存在着明显的正向相关关系，这就意味着当个体对自身身体的认知较低时，就可能会引发较高水平的社交焦虑。

所谓的自动思维，是在不调动个体主观意志的前提下，在大脑当中所产生的思维或观念，它通常表现为自动的弹出，而且是一种消极的思维方式。陈红（2006）和冯正直（2005）通过研究指出，负面身体自我和自动思维之间的关系十分密切，具体的表现是将一些中性且模糊的信息自动的转化为负面消极信息，当个体处于社交焦虑状态时，其负性自动思维也通常较为活跃（刘思奇，张俐，2015），所以可以通过对负面自动思维进行有效识别，进而使社交焦虑个体的负面自我认知得到有效的调整。

2 文献综述

2.1 负面身体自我

2.1.1 概念界定

在人格结构当中，自我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身体自我则是指个体对自己身体所持有的主观态度或观念，也是构成自我概念的一个核心部分。在个体的自我意识当中，身体自我出现是比较早的，通常包括了对个体外貌体能以及健康等状况的主观看法，而且在年龄不断的发展过程当中也会出现相应的变化(Marsh,H.W.& Redmayne, R.S.,1994)。

所谓的负面身体自我，也可以被称作为是身体意象失调，学者陈红（2006）在其研究当中指出，负面身体自我所指代的是个体关于自身身体所产生的消极认知和体验，并由此而出现的行为调控表现。从内容的角度来看，负面身体自我指的是个体对自身的外形和相貌等不满意，同时在认知、情感以及行为等三个方面进行了深入探讨。

2.1.2 相关理论

学者Thompson (2004)通过研究指出，影响身体意象形成的影响因素需要得到深入的探讨，其中可以具体的分为三个维度，即媒体、家庭和同伴。个体之所以会出现较大的社会文化压力，主要是受到其中所包含信息的诱导。同时还指出，社会文化因素可以通过内化的方式来使身体意象受到影响。当前所开展的实证研究大都是针对媒体因素所进行讨论的，特别关注的是媒体广告所引发的负面作用。

在认知行为理论当中指出，个体很容易受到过去既有的经验和外界环境的刺激，由此而使自身的身体意象得到相应的引导。在过去经验的影响下，个体对身体意象的认知会受到作用，进而改变个体的相应行为。如果行为结果给个体带来全新的刺激，则这种经验的改变会使身体意象发生认知方面的变化，由此而导致认知和行为出现较好的互动性发展，同时也说明了身体意象的持续发展特征。

2.1.3 相关研究

学者陈红（2006）在其研究当中指出，青少年群体在对自己身体进行认知的时候，存在着较低的满意度表现，这种现象在女生身上的表现尤为明显。从中学到大学进行过度的过程中，青少年群体的身体自我满意度表现出逐渐下降的趋势（黄希庭，2001）。从性别的维度上来进行讨论，陈红（2005）等人在研究过程中强调，负面身体自我和性别因素存在着较强的相关性，其中女性在负面身体自我方面的表现要远超过男性。学者米亚平（2018）通过研究发现，农村学生在负面身体自我方面的表现要比城镇学生更高，非独生子女相对于独生子女在负面身体自我方面的表现要更高。学者秦滢（2018）等人通过不断的探讨指出，是否为独生子女在负面身体自我方面并没有表现出明显差异。从整体上来看，基于人口统计学变量的角度来进行分析，关于负面身体自我的研究结论尚不统一。

基于个体的层面来说，学者张欣彤（2017）通过探讨发现，负面身体自我在各个维度上都和焦虑表现出正向相关关系。学者刘亚丽（2017）通过研究指出，个体在身体不满意和自我同情水平之间存在着明显的负向相关关系。学者杨小莉（2018）在其研究当中则指出，BMI和应对策略显著影响负面身体意向。

基于社会文化的角度来说，平凡、韩磊等人（2014）指出揭示行为和负面身体自我以及社交焦虑之间的关系是正向显著的。除此之外，负面身体自我还会受到大众媒体的显著影响。尉玮等人（2012）在其论述当中指出，媒体广告会给负面身体自我水平较高的个体带来显著影响。从整体上来看，在个体自我人格的发展过程当中，其负面身体自我发挥着极其重要的影响。

2.1.4 测量工具

在1989年，Fox K R对身体自我剖面图进行了编制，这一图表具体的是由一个主量表和四个分量表所组成的。其中主量表所指代的是身体的自尊，而运动、状态、力量以及自我价值感则分别代表着四个分量表，该图表共有30个题目，而且表现出较高的信度。

再对自我概念模型进行充分把握之后，Marsh H W & Redmaynet R S对身体自我陈述问卷进行了编制，该文件当中一共涉及了70个题目，主要是从11个维度上来加以阐述的。针对具体的回答，则是依据六点计分方式来加以核算，比较适用于成年人，在结构效度方面表现也比较好。

学者陈红在对相关理论进行汇总之后，进而编制了青少年负面身体自我量表，这一量表主要是从5个维度上进行了调研，共包含48个题目。针对具体的回答，则是依据5点量表计分法来加以核算的，当个体所得的分数较高时，说明其负面身体自我的水平较高。在国内的相关研究当中，对NPSS量表的应用频率是比较高的，本研究也是基于该量表来对大学生的负面身体自我情况进行测量的。

2.2 社交焦虑

2.2.1 概念界定

学者Watson(1968)在对社交焦虑进行界定时，认为这一概念主要包含两层含义：一是对他人负面评价的畏惧而引发的焦虑，二是在社会交往当中无法作出妥善应对而采取的回避行为。学者Purdon 等人(2001)通过研究发现，当一个人在社交活动当中无法给人留下好印象时，就可能会陷入到一种尴尬的自我表达状态当中，甚至还会引发逃避或畏惧的心态，由此就构成了社交焦虑。

在国内学这个探讨当中，彭纯子（2001）指出社交焦虑所指代的是个人在应对社交活动的过程当中，因为担心自己遭受负面评价而出现的一种情绪体验。学者郭晓薇（2000）通过研究指出，社交焦虑指的是个体在进入到一种复杂人际关系环境当中之后，不知道做出如何的处置和应对而产生的紧张或害怕的心理，甚至还可能会引发回避行为。

从整体上来看，虽然国内外学者在研究的过程当中，从多个不同的维度上对社交焦虑进行了解读，但都着重对其来源和影响进行了强调。在本研究当中，认为社交焦虑指的是个体进入到某种社交环境后，由于对负面评价的畏惧而产生的一系列消极程序和回避行为。

2.2.2 相关理论

在学者Rehm和Marston(1968)所构建的认知模型当中，指出个体受到过去社交失败经验的影响，很容易会引发社交焦虑。如果能够使个体的认知得到调整，就可以有效的应对社交焦虑问题。

在行为主义的观点当中指出，社交焦虑主要是来自于后天的习得。个体在过去的经历当中，曾经遭受过一些负面的刺激，进而产生了不良的情感体验，因此个体会更倾向于逃避来舒缓自己的情绪，这也是造成社交焦虑和社交逃避的主要机理。

2.2.3 相关研究

基于人口统计学变量的视角来说，大量的研究表明女性的社交焦虑水平要比男性更高（禄晨，2018；陈斯颖，2014）。学者陈超（2015）则在研究当中指出，农村学生的社交焦虑水平相对于城市学生来说要明显的高一些。学者李丽（2012）、张春梅（2015）在研究中发现，是否为独生子女并不会给社交焦虑水平产生显著影响。学者康恒源（2019）的研究指出，性别和生源地并不会给大学生的社交焦虑产生显著影响，但独生子女相较于非独生子女来说在社交焦虑方面的水平要更高一些。就整体上来看，从人口统计学变量的角度来对社交焦虑进行分析，目前尚且没有形成统一结论。

基于个体因素的视角来说，王婷婷（2017）、米亚平等人（2018）指出大学群体当中女性的社交焦虑和负面身体自我之间的关联性尤为显著。学者郭晓薇（2000）通过研究指出，因为受到个体负面自我评价的影响，很容易使个体陷入到社交焦虑的状态当中。学者余红玉（2016）的研究发现，注意偏向能够给社交焦虑带来正向影响。

基于环境的视角来进行分析，学者杨涵舒（2020）等人通过研究发现，父母的教养方式给社交焦虑所带来的影响极为显著，除此之外，还有一部分学者强调了社会支持以及性别角色等给社交焦虑所带来的影响。

2.2.4 测量工具

在1969年，Watson等人对社交回避和苦恼量表进行了编制。在这一量表当中，共包含28项问题，主要是基于行为和情感两个维度来对个体的社交焦虑进行解读的。该量表主要是利用两种评分方法来加以记分的，其中一种是适与不适的两点积分法，另一种则采用的是5点积分法。在两种计分法的综合应用过程当中，使得该量表表现出较强的信度和效度。

在1982年，McCroskey等人对交流恐惧自陈量表进行了编制。在这一量表当中，共包含24项问题，主要是依据5点积分法来进行核算的。该量表是由四个分量表所组成的，通过对个体在具体场景当中的焦虑感知进行测定，从而得到一个总焦虑值。在进行社交恐惧研究当中，学者们对该量表进行了较为频繁的应用，这一量表在信度和效度方面的表现都比较好。

在1983年，Leary对交往焦虑量表进行了编制。在这一量表当中，一共包含了15项问题，采用的是5点计分法来加以和算的，通过对该量表进行填写，可以获得15~75分的分值。当所获分值较高时，说明社交焦虑水平也就越高。该量表着重是对焦虑情感体验的内容进行测量的我国学者，在对大学生进行研究时对这一量表的应用率也比较高，主要是对大学生的社交焦虑情况进行测量。

2.3 自动思维

2.3.1 概念界定

学者张月娟（2005）等人在研究的过程中指出，但个体由于应激所产生的一些思想观念指的就是自动思维，它主要是指个体对应激事件所产生的情绪反应。学者何晓飞（2008）通过研究发现，自动思维所表示的是一种消极的观念或想法，通常会引发不良情绪或失落感。总体上来看，我国学者在自动思维的概念方面并没有得到统一的界定，但大部分学者都认为它是一种思维方式。

从本研究的目的出发，在对既往学者的研究成果进行综述之后，可以将自动斯维诗作为是个体，不需要经过意志努力就会在大脑中出现的思维或观念，它指的是个体在头脑当中所产生的一种消极认知。自动思维往往是在不经意间所出现的，人们是无法察觉到它存在的。

2.3.2 相关理论

学者Beck通过研究指出，人们的行为和感觉受到信念和思维的显著影响。行为和情感是以认知过程为中介而加以衔接的，因为不恰当的认知方式容易导致不良行为或情感。基于这一基础，他进一步的抑郁症社会认知理论模型进行了构建，如下图1所示。

社交焦虑症的症状分析

　　图1 抑郁症的社会一认知理论模型

　　人们早在童年时期就已经开始了信念的构建活动，我们将其最根本的环节叫做核心信念，这种信念具有根深蒂固的特性。虽然本人无法对这种信念进行准确的表达，但是他们仍然是这种信念的忠诚信徒。核心信念会对信念的中间发展阶段产生影响，人在陷入到一些极端或消极的假设当中时，就会出现功能失调性的态度。在生活当中如果遇到一些严峻的生活事件时，就会使潜在的功能失调性假设遭到激活，进而产生较多的负性自动思维（吴志霞，2006）。抑郁认知通常在浅层会表现为自动思维，这种思维是可以被意识察觉的，而且会在意识的边缘反复的显现。（吴志霞,姜乾金,钱丽菊等，2006）。

2.3.3 相关研究

学者Simsek等(2015)针对52位广泛焦虑障碍患者以及53名抑郁症患者和50名社交恐惧症患者、52名健康人群进行了对照研究，发现三种疾病在ATQ方面的评分都比对照组要显著的高。学者Soflӑu 和 David (2016)在讨论非理性信念和自动思维功能之间关系的过程中指出，负性自动思维和个体信念的不合理性之间的关系是显著的正相关，这也就意味着当个体拥有较高的非理性信念时，就容易滋生大量的负性自动思维。Arirnitsu(2015)通过研究指出，焦虑和抑郁可以借助于自我怜悯和自尊得到降低，而负性自动思维则会使二者表现出明显的增加，Kanehisa（2017）通过研究发现，当强迫症患者处于急性心理压力状态的时候，其负性自动思维和健康人群之间的差异是极为显著的。Takeda（2019）在论述当中着重分析了负性自动思维对精神分裂患者的主观意识影响，指出二者之间存在明显的关联。

国内学者针对父亲自动思维所进行的探讨，基本上都是围绕生物学因素所展开的，而在社会学或心理学等方面的研究较少。基于人口学变量的性别维度来说，负性自动思维表现出显著性的差异（吴志霞,任伟荣,钱丽菊,冯锐,姜乾金, 2006）。学者傅素芬等人（2005）着重调研了大学生的自动思维以及健康水平的表现，指出当大学生处于不同年级时，其自动思维和应对方式之间的差异是非常显著的。学者钱少月和王金华（2007）在其研究当中指出，自动思维和影响个体健康水平的各个因素之间都表现出明显的正向关联。

2.3 负面身体自我、社交焦虑与自动思维的相关研究

2.3.1 负面身体自我与社交焦虑的关系研究

从历史各个种族的文化发展进程来看，人类的社会交往活动都会受到其外表的显著影响。比如说在欧洲中世纪时期，束腰在女性群体当中极为流行。而在我国的古代时期，女子则以三寸金莲为荣。这些由审美而外化出来的一些表现，使我们能够了解到关于民族、年龄以及社会阶层等诸多方面的信息。人是以自己的身体来作为社交客体进行信息传递的，这些信息会给社会交往产生显著影响。

对日常生活时间来说，我们并不会按照别人的眼光来对自我进行评价。一个外表极其优秀的个体也可能会对自己的外表不满意，而一个外表不那么完美的人也可能会有不满意的地方。所以不管一个人的外表特征是什么样的，自我对外表的认知就会使社交活动当中别人的看法受到影响。所以在积极身体意象的影响下，社交的自信也就会提升(李芸，2011)。对于一个正常体重的女性来说，如果自我感知是比较胖的，那么就会使他人看待自己的眼光受到改变。

学者Jackson在其论述当中曾经如此描述：个体的生理特征会使其社交感受或行为产生一定作用，由于个体外表所产生的吸引力会使其人际经验得到塑造。在进入到社交情境当中之后，个体会根据社交者的信念来对其进行评价，同时认定自己也会受到相应评价。如果感受到这个评价可能存在负面信息，就会增强社交焦虑感。学者在对身体意象和社交焦虑之间关系加以验证的时候，进行了大量的实验。Kleck和Strenta在1980年所做的实验当中是在女性脸上画一道疤痕，在不让女性察觉的前提下擦除，并促使他们和陌生人进行交流。由此而得出结果，女性因为感受到自己脸上有疤所以缺乏社交自信，不愿意和陌生人进行目光的交流。

在学者们针对身体自我和情绪所做的探讨当中，指出消极的身体自我会使个体受到负面情绪的影响。当个体在身体方面感受到理想和现实之间的差别时，就容易滋生负面身体自我，进而导致社交焦虑的出现。

学者Cash(1995)在其研究当中指出，身体意象和社交焦虑之间的关联性十分显著。但个体感觉到自己的身体意象和真实形象之间存在较大差距时，就容易滋生社交焦虑问题。学者Cash，Theriault和Annis(2004)在其研究指出，如果个体不能认同自己的外在形象的话，就容易产生社交负面评价。马红英（2019）通过研究发现，身体意象和社交焦虑之间的关系是显著的互相关联。如果个体对自身身体印象采取低评价方式的话，则会引发社交焦虑表现出较高水平，这一研究结果和学者李芸（2011）和冯燕秋（2005）等人的讨论是比较相似的。

学者陈红（2008）、李俊成（2014）在其研究当中指出，负面身体自我容易引发抑郁和焦虑等一系列的心理症状。学者冯秋燕（2005）则针对大学生在社交焦虑方面的表现及其心理健康程度展开了论述，并由此得出如下结果：当大学生出现社交回避和哭闹等心理状态的时候，主要是受到其身体意象的影响。基于某种程度来说，身体意象的负面表达会使大学生产生社交焦虑问题。学者平凡等人(2014)通过研究发现，负面身体自我和社交焦虑水平之间的关联是显著正相关的。当个体对自己身体所做的评价水平较低时，就容易引发社交出现较高水平的焦虑。学者米亚平（2018）通过研究指出，在负面身体自我的各个维度方面的具体表现，都会使社交焦虑受到显著的正向影响。学者王婷（2017）通过研究发现，女大学生在相貌、胖瘦等维度方面的负面身体自我，会使其社交焦虑受到相应的正向影响。

2.3.2 社交焦虑与自动思维的相关研究

大量的实践已经证实，负性自动思维并不是抑郁症所独有的一种思维方式，社交焦虑个体通常在负性自动思维方面的表现也比较突出（刘思奇，张俐，2015）。对于大学生新入校的时候来说，自动思维和社交焦虑之间的关联性较为直接（李甜甜等，2017），通过对这些负性自动想法进行有效的识别，能够使个体在社交焦虑方面的表现得到缓解，从而对个体的歪曲认知进行有效的规正。在国内外学者的探讨当中，着重对负性自动思维和抑郁症之间的关联性进行了分析，而针对负性自动思维和社交焦虑之间的关系则比较少的进行研究。本研究围绕着大学生群体进行探讨，对自动思维和社交焦虑之间的关系进行分析，具有着较高的实践价值。

2.3.3 负面身体自我与自动思维的相关研究

学者们在讨论的过程中，针对负面身体自我和自动思维方面之间的论述比较少。学者宋彬彬（2007）通过研究发现，军校大学生在负面身体自我方面的表现受到自动思维的显著影响，同时也证明了负面身体自我和自动思维之间的关联性十分密切，并作出认知方式对其产生影响的猜测（宋彬彬，冯正直，2010）。学者Dieter B．Lena R，Svenia S．B(2007)在其研究当中表示，个体对身体进行评价主要受到认知方式的显著影响。学者陈红（2006）则针对中美学生进行了对比式分析，并发现如果个体存在身体自我认知趋势的话，就会对一些具有刺激性的图片或文字进行偏好性的加工。学者冯正直（2005）在讨论抑郁症患者的社会信息编码过程中，也得出了比较类似的结论。综合来看，对一些原本是中性且隐喻的信息，一部分学生会自动的将其认知为复兴，而消极的信息进而引发消极思想的产生，这也能够对负面身体自我和自动思维之间的密切关联予以解释。

3.2 研究工具

3.2.1 青少年负面身体自我量表(NPSS)

陈红等人编写了青少年负面身体自我问卷( NPSS)。问卷包含整体的不满满意、外观、瘦、矮、胖的分量表，共48个项目，通过5点量表进行评估。其中“从不”用1表示，“很少”用2表示，“有时”用3表示，“常常”用4表示，“总是”用5表示，分数越高，则表明个人负面水平越高。 NPSS量表现在在我国被广泛用于测量青少年负面身体自我的测量。通过青少年负面身体自我量表(NPSS)的内部一致性系数为0.889。这项研究的量表的Cronbach系数α为0.799，这是非常可靠的。

3.2.2 交往焦虑量表(IAS)

Leary于1983年正式创建了交往焦虑量表(Interaction Anxiousness Scale,IAS)。交往焦虑量表仅用于衡量不包含特定行为的社会恐惧感。它主要是在社交情况下（通常是在意外的社交情况下）进行衡量。由此产生的主观恐惧或消极情绪倾向不包含任何特定形式的行为。 IAS包含15个项目，并通过5点量表进行评估。该量表的最低是15分，最高是75。分数越高，则表明其社交焦虑感越高。相反，分数越低，表明其社交焦虑感就越低。交往焦虑量表的内部一致性系数为0.871。这项研究的量表的Cronbach系数α为0.798，这是非常可靠的。

3.2.3 自动思维问卷(ATQ)

Hollon＆Kendall开发设计了自动思维调查表（ATQ）。它用于测量与抑郁症相关的负面思想的频率，其中主要个人的负面思想主要情况，例如适应不良，自我怀疑，无助消极等负面自我情绪。主要包含30个项目，每个项目又分为五个级别：1 =不，2 =偶尔，3 =有时，4 =经常，5 =持续。总体分数在30到150分之间，分数越高，头脑中自动出现负面想法的频率就越高。 ATQ具有良好的可靠性和有效性。自动思维问卷(ATQ)通过曹日芳等在学者进行编译，且该问卷在我国的可信度。在这项研究中，Cronbach量表的α为0.97，奇偶半相关系数为0.932。

5讨论

5.1大学生负面身体自我、社交焦虑与自动思维的总体分析

5.1.1大学生负面身体自我

根据分析，本研究中的大学生对他们的自我负面身体状况给予高度评价，表明大学生对自身身体的不满情绪普遍存在。每个维度的等级从高到低排列：相貌，矮、整体、胖、瘦。与陈红（2006）的研究相比，每个参数的得分从高到低，整体、矮、相貌、胖的排列顺序的结果不一致。一个可能的原因是现代化科技的发展，越来越多的学生可以通过化妆技术以及相机美颜的技术进行自我形象的改善，而且越来越多的学生越来越关注自我形象的美感。其次，由于绝大多数受试者来自广东省，并且人均身高不高，因此他们的自我身高的贫家是很低的。

通过分析大学生负性身体自我的人口统计学变量差异，发现女学生的负性身体自尊明显高于男学生。分析的原因可能是，公众对女性的外貌和身材有更严格的要求，例如描述“天鹅臂”，“A4腰”，“直角肩”和“超模脸”等描述女性外貌的词语。”根据以上这些流行语，就可以看出女生对于她们的外表会会产生更多的消极想法。同样关于女生的报道也比男孩多，例如，大多数整容手术的广告都是以女性进行广告代言，通常还会以海报的形式展示在电梯和其他人流量大的地方进行宣传，这也可能导致女孩比男孩更加注意自己的外表，并对她们的身体更加消极地看待，这与Marsh（1998）、陈红（2006）等学者的研究结果是一致的。

除性别之外，其他几个维度基本没有明显差异，比如是否是独生子女、出生地等，这也与以前的研究有出入。其主要原因可能是所有选定的科目都是北京师范大学珠海校区的学生，并且科目的分散程度不够大，因此在出生地、是否是独生子女以及年级等几个维度都没有显着差异。

5.1.2大学生社交焦虑

在本研究中中，学生的社交焦虑处于中等偏上，这与之前的研究基本保持一致。幸蓉等人（2009）发现大学生的社交焦虑水平高于平均水平，这意味着当大学生参与社区活动时，许多学生仍然担心不知道该如何处理自己，甚至害怕不参加社交活动。我国目前正处于人才快速增长阶段，一线城市的人才辈出，但是三线城市以外的城市的年轻人却不愿意前往，真正的社会压力将产生更多的负面情绪。在社交活动中，不可避免地要进行社交比较以比较其现状，未来的潜力。因此，在社会过程中，学生将承受当下和未来的压力。学校对学生的社交焦虑给予足够的重视，并需要给予学生更多的关注和指导，帮助学生改善社交焦虑。

分析结果表明，女生的社交焦虑明显高于男孩，这可能是由于传统的社会角色划分。在传统文化中，男生和女生扮演的社会角色存在重大差异。这种差异还导致不同性别个体的发育差异。在传统的意识形态和文化的影响下，男孩通常可以或期望有积极的特质，例如在社交场合中的独立、坚强和自信，而女生则经常表现出诸如害羞、内向和含蓄。所以在这个方面与男生相比，女生在面对和处理某些人际关系时更容易退缩、犹豫和敏感，从而导致焦虑。这与刘广增等人（2009）等人的研究结果基本保持一致。

5.1.3大学生自动思维

在这项研究中，大学生的自动思维得分较低，表明大学生的自动思维水平较低，而随意和不规律的自动思维水平较高。这个结果与何晓飞（2005）的研究结果基本保持一致。大多数大学生年龄在18至25岁之间，精力充沛，生活在相对简单的生活环境中。他们经常进行的就只是日常的学习，大家对学生的期望也集中在学习上，不太容易出现生活上的失败，也不会遇到更少的负面情绪。对他们来说，学习障碍是他们最大的失败。这些因素导致学习者的思维相对简单，自动化思维的水平相对较低。

分析结果表明，无论在生源地、是否是独生子女、性别，班级，专业等多个方面，大学生的自动思维没有显着差异。这与以前的研究结果是有很大的出入的，这可能是由于受试对象的来源单一化造成的。

5.2大学生负面身体自我、社交焦虑与自动思维的关系

分析结果表明，大学生的负性自我自我与社交焦虑呈显着正相关，与自动思考呈显着正相关，与社交焦虑呈显着正相关。这表明大学生对身体消极自我的评价越高，他们对身体的不满就越大，他们的自动思考水平就越高，社交焦虑水平也就越高。符合研究假设。

负面身体自我和社交焦虑之间存在正相关，而负面身体自我可以积极预测社交焦虑。这项研究的结果与米亚平（2018）等人的研究结果基本一致。当一个人负面地感知自己的身体自我时，他通常会将注意力资源转移到他的身体上，并表现出过度的关注，从而产生负面的身体自我。当人们发现自己处在社交场合时，他们总是会注意自己的身体，进而与他人进行比较。这种比较也会给人带来负面的恐惧。陈红（2006)认为人们对自己的身体有主观观念，而这种主观观念通常是人们对理想身体（即理想的身体自我）的看法。理想的身体几乎是完美的，一个人很难识别它。理想的身体自我和真实的身体自我之间的出现的鸿沟促成了社交焦虑的出现，这与自我差异理论的观点是一致的。彼此之间的差异会导致不良情，。自我差异在身体上会导致产生负面的身体自我，进而导致社交焦虑。

负面身体自我与自动思维之间存在显着的正相关，这与宋彬彬（2015）的研究结果基本保持一致。在李绍明（2004）的一项研究发现，负面的自我意识很容易导致自卑和沮丧，这直接影响负面信息和负面信息的自动处理。自动思维与社交焦虑之间存在显着的正相关。这表明自动思维发生的频率越高，恐惧就越严重。艾里斯的理论认为，情感是思维产生的。当人们能够理性地思考时，他们会因不合理和不合逻辑的思维而感到对自己的情感或心理压力的作用，有偏见的思维通常会加剧诸如焦虑和抑郁之类的负面状态。

这项研究探讨了自动思维是否对大学生的负面身体自我和社交焦虑有中介作用。该研究根据温忠麟等谢泽提出的中介效应的检验方法对调解效果进行了重新评估。路径分析结果表明，学生负面的身体自我对社交焦虑有积极的预测作用，对自动思维也有积极的预测作用。在这一点上，可以假设自动思维在负面身体自我和社会自我之间进行了调解。进一步的研究表明，当不包括自动思维的变量时，社交焦虑的消极身体自我的回归系数就很显着。但是，当将自动思维作为中间变量添加时，身体消极自我对社交焦虑的回归系数是无关紧要的，这表明自动思维起着完全中介的作用，即身体消极自我并不直接影响社交焦虑，但间接影响社交焦虑，这会影响自动思维。也就是说，自动思维在它们之间起着完全中介的作用。

认知行为学派持有的观点是，人们可以将自己的外部特征感知为信息，然后在个人成长过程中逐渐形成一个人的外部形象的“自我图”。当受到外部信息的刺激时，它会自动将一个人转变为消极和消极的信息，结果一个人会生成负面的身体图像，从而导致更高的身体消极自尊心，一个人会接受负面的行为或在没有客观的自我认知评估的情况下发生的反应，然后是引起社交焦虑和避免社交关系行为的情绪。这与Ma Hongying（2019）、Li Yun（2011）、Cash，Theriault和Annis（2004）等其他学者的结论基本一致：一个人对自己身体形象的评价越低，他们的社交焦虑感越强。个人的身体形象得分越高，那么对应的社交焦虑感就会更弱。

通过将上述理论和逻辑分析相结合，可以了解到，为了在社交互动的情况下赢得对方的青睐，人们通常会首先评估自己的外部形象。该等级实际上可以理解为自我意识的程度。如果一个人的自我认同不够，他们会过多地关注自己的外在形象，而学生之间的人际交往将会减少。在面对事件时，他们不知道如何听取他人的建议。相反，他们根据自己的价值观，态度和世界观进行思考，想法不断缩小，因此随着时间的流逝，思想中会产生许多扭曲的想法，这些想法形成了对现实和自己的不合理感知，很容易导致对自己的低估。如果他有消极的自尊心，负面身体自我的水平会提高，那么人们也会对他人如何评价自己产生负面的，扭曲的想法，并更有可能失去信心，怀疑自己，认为自己没有优势。在社交互动方面，缺乏重要的社交技能，这反过来会导致社交焦虑加剧。

因此，该结果与先前的假设是基本是保持一致的。一个人对其自身负面身体自我评估会间接影响社交焦虑，从而影响自动思维。学生发现很难找到合理的解释来对自己的身体进行负面评估，认知限制也使他们的思维变得不合理，因此很容易引发极端和消极的思想，并引发消极和令人不安的情绪。

研究表明，负面的身体自我和自动思维对减少学生的社交焦虑有积极的作用。所以就关于本研究的结论提出以下建议，希望可以帮助提高大学生降低紫宗思维，提高身体自我评价。

（1）学校可以通过入学或每年都进行心理测验，从而可以有效帮助需要辅导的人，并为负面身体自我评价较高或自动思维能力高的学生定期进行心理学讲座或小组会诊，并进行有针对性的身体形象训练，以教导学生发展积极的身体形象；纠正毫无根据的信念，从而帮助学生养成积极的价值观和人生观、

（2）要注意管理大学生的形象，培养行为礼仪，提高他们的形象水平。学校可以组织形象管理课程，教学生如何结合服装，化妆和其他技能，以实际改善学生当前的外部形象状况，同时教给学生姿势礼节，提高学生的个人形象气质，从而获得个人形象方面的提高。学校可以为年轻的毕业生提供职业工作服饰相关的讲座，并教学生使用正确的工作装的穿着打扮，从而帮助学生增强工作信心，减轻工作环境中的恐惧和焦虑。

（3）学校必须在基础设施的建设，帮助学生提供足够的社交活动的空间。学校还可以组织更多的社交互动，帮助学生拓展个人的社交范围，以使学生能够根据自己的特点进行社交学习。学习之余，学生可以根据自己的特点选择合适的课外课程，并鼓励大学生更积极地参与校园活动和社会实践，与他人互动时建立个人信心，从有效减少社交焦虑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