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本文从区分不同技术含量的制造业入手，采用东盟9个国家2015-2019年的样本数据，构建含边境管理、基础设施、政策环境以及技术与金融等测算指标为基础的核算公式。在算数平均法的作用下，收集2015至2019年的各项贸易数据，并对东盟9国的贸易便利水平进行核算。搭建贸易引力模型，并对中国制造业出口与东盟贸易便利化之间的关系展开分析。经研究，笔者认为中国制造业出口东盟与东盟贸易便利化密切相关，且存在正向效应。高技术制造业出口对贸易便利化提升的反应程度最为敏感。最后基于研究结论，对中国如何加强与东盟的贸易便利化建设合作和优化本国制造业出口结构提出政策建议。
关键词：贸易便利化；制造业出口；产品技术含量
Research on the Impact of ASEAN’s Trade Facilitation on China’s Manufacturing Exports-–From the Perspective of Production Technological Contents
Abstract:Based on the sample data of nine ASEAN countries from 2015 to 2019, this paper first established trade facilitation measurement system consisting of customs management,infrastructure, institutional environment, as well as the level of technology and finance, and used arithmetic mean method to calculate the trade facilitation level of nine ASEAN countries from 2015 to 2019.This paper then applied the trade gravity model to explor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ASEAN’s trade facilitation and the export of China’s manufacturing industry with different technical content. The conclusion of this paper is that ASEAN trade facilitation has a positive effect on China’s manufacturing exports to ASEAN, especially on high-tech manufacturing exports. In additon,policy suggestions are put forward on how China can strengthen the trade facilitation and construction cooperation with ASEAN and optimize the export structure of its manufacturing industry.
Key words:Trade facilitation,Manufacturing Exports,Production Technological Contents
绪论
（一）研究意义
本文选取东盟为研究对象，详细分析国内制造业出口东盟与东盟贸易便利化之间的关系，为XX加强贸易便利化建设和调整制造业出口结构提供参考意见。在全球贸易受新冠疫情严重冲击的背景下，2020年中国对外贸易逆势增长1.9%，外贸规模再创历史新高，尤其是与东盟的双边贸易成绩瞩目。2020年，中国与东盟互为贸易第一伙伴，中国-东盟贸易总额达6846.0亿美元，增长率达6.7%，数字经济受疫情影响快速发展，双方在制造业领域尤其是机电产品贸易规模不断上升。RCEP的签署亦对推动双边优势产业合作和产业链和供应链融合具有重要作用。本文从贸易的生产根源性出发研究东盟贸易便利化对中国不同技术含量的制造业的出口影响，为制造业出口企业转型升级提供方向，帮助国内制造业扩大海外市场占有率，进而完善相关领域的理论研究体系。
（二）国内外现有研究现状
1.贸易便利化对出口贸易的影响研究
国内学者的研究验证了贸易便利化对整体贸易流量和特定产业出口的改善作用。张晓静和李梁（2015）沿用了Wilson（2003）的测算体系，并以引力研究模型为基础，对该领域展开深入探究。经过反复研究，他们发现“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出口贸易流量会受到贸易便利化指标的影响，进而产生较大的差异。在这其中，国内的出口贸易流量与商业环境密切相关。
宋伟良和贾秀录（2018）指出进口国贸易便利化水平有效地丰富了中国出口该国产品的种类。佟家栋和李连庆（2014）利用一般均衡模型研究APEC国家贸易便利化，研究表明区域内经济体的贸易和福利收益的获取依赖于XX的腐败治理。
陈继勇（2018）对贸易便利化的出口影响研究中则考虑了不同地区的地缘经济差异，研究指出，“双U型”效应是沿线国家贸易便利化的重要体现形式。强调贸易便利化对部分地区的出口贸易流量的改善作用存在滞后性。近年来有学者深入到具体产业展开研究：倪卡卡与孙林（2013）在研究过程中，选取泊松伪极大似然估计法为研究工具，顺利完成了实证分析。从分析结果来看，国内农产品的出口规模影响因素较多，具体包括网络覆盖率的提升、贸易壁垒的消除、海关检验制度的完善以及港口功能的强化等等。张瑶琪（2018）的研究表明相较于削减关税，改善贸易便利化对中国机电出口欧盟的促进效用更高。
现有研究中针对贸易便利化与出口产品技术含量的关系的研究较为局限。盛斌和毛其淋（2017）研究发现，贸易便利化作用于出口企业技术复杂度，进而改善中国制造业产品质量。唐宜红和顾丽华（2019）选择海关效率、基础设施以及政策环境等维度为切入点，顺利完成了实证分析。从分析结果来看，贸易便利化能否最大程度发挥其对制造业出口的改善作用受限于出口企业的规模大小及出口模式的选择。李谷成等（2020）在研究该领域时，明确指出国内出口农产品技术的含金量与沿线国家的贸易便利化密切相关。与此同时，国内的农产品出口技术结构也变得更加完善。叶霖莉（2018）指出，自贸区的建立带来贸易便利化，帮助出口企业最大程度参与国际分工，提升生产效率，进而提升出口贸易品的技术含量。
2.中国-东盟制造业贸易的研究
吴海文（2019）等测算并比较分析中国与东盟的制造业贸易竞争力，研究发现中国在资本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制造业出口中占据优势地位。张彬（2020）聚焦于中国对东盟的制造业出口质量研究，他的研究发现：中国中等技术制造业对东盟贸易的互补性最强，并且该类制造业一定程度上优化了东盟贸易质量。余振等（2013）认为中国-东盟FTA呈现出显著的贸易结构效应，促进中国具有比较优势的制造业的生产和出口，有助于提高区域内资源配置效率。孙林和徐旭霏（2011）以东盟国家贸易便利化为研究对象，详细分析了东盟机场基础设施的建设能够有效提升制造业的出口规模。
3.贸易便利化的测算
自1996年“新加坡议题”首次提出贸易便利化一词以来，学界尚未定义“贸易便利化”的具体概念。Wilson 等 （2003）的研究为后人提供了基础参考，认为贸易便利化测算指标不仅涵盖各项“关境”因素，还包括制度环境和电子商务的发展等因素。Catherine（2012）的研究补充说明了网络技术和金融机构的发展水平对衡量贸易便利化的参考意义。由此可见，贸易便利化不但与货物贸易中通关程序的简化和物流效率的优化息息相关，在信息化迅速发展的当今，信息服务与金融服务亦对商品贸易发挥着重要的支持作用。
学术界对测算贸易便利化的研究集中在指标选取和体系构建。谢娟娟和岳静（2015）使用算术平均法处理边境环境、口岸效率、国内规制环境以及电子商务水平这四个指标数据后对比东盟贸易便利化差异，并证明了贸易便利化水平和贸易流量能够随着关税的减弱而提升。孔庆峰（2015）使用的测算方法是主成分分析法，在研究过程中，他选取金融服务、规则环境、海关与边境管理以及物流效率等指标为切入点，对69个沿线国家的贸易便利化进行测算，并指出了贸易潜力和贸易便利化之间的正向关系。朱晶（2018）和肖扬等（2020）则根据对不同测算指标的认知与判断，主观地对测算指标赋予权重。
3.文献评价
学术界对贸易便利化和中国-东盟制造业贸易的研究已卓有建树，但尚存在一定的延伸空间。首先，目前学术界对贸易便利化的研究集中在一国的总贸易流量或者单个行业的总贸易量，较少深入到出口商品技术含量层面分析结构性问题，涉及产品技术含量的研究只是广泛地讨论某个行业的整体技术水平，鲜有学者依据制造业产品技术含量高低对制造业贸易展开具体的分类研究。其次，对中国-东盟制造业贸易的研究聚焦在测算贸易竞争力和研究制造业出口企业规模，对东盟贸易便利化的实证研究较少，并且大多数研究仅围绕单一的贸易便利化举措分析其对出口总流量的影响，鲜有研究考察不同技术含量的制造业出口对进口国整体贸易便利化改善的敏感程度。在贸易便利化的测算领域，部分研究中未将信息服务与金融服务等与经济社会发展密切关联的因素纳入测算范围，显然有失时效性。
二、东盟国家贸易便利化水平研究
（一）贸易便利化指标体系的构建
目前国际上尚未对贸易便利化达成统一的测算标准体系。学术界对贸易便利化的定义逐渐从边境措施延伸至国内措施，绝大多数学者借鉴国外学者Wilson（2003）在测算APEC国家贸易便利化时的研究方法，通常在测算过程中选择口岸效率、电商环境、贸易规则以及海关管理等维度。本文基于Wilson的指标体系，借鉴谢娟娟、岳峰（2015），张晓静、李梁（2015）等学者对贸易便利化测算体系的搭建思路，并结合东盟国家贸易特点，设计了包括边境管理、基础设施、制度环境和技术与金融四个一级指标以及下设的十三个二级指标（如下表），旨在全方位评价东盟贸易便利化。
表1贸易便利化指标体系
| 一级指标 | 二级指标 | 取值范围 | 数据来源 | 指标属性 |
| 边境管理（C） | 海关程序（C1） | 1-7（best） | GCR | + |
| 非常规支付（C2） | 1-7（best） | GCR | + | |
| 基础设施（I） | 公路基础设施质量（I1) | 1-7（best） | GCR | + |
| 铁路基础设施质量（I2) | 1-7（best） | GCR | + | |
| 港口基础设施质量（I3) | 1-7（best） | GCR | + | |
| 航空基础设施质量（I4) | 1-7（best） | GCR | + | |
| 制度环境（P） | 政策透明度（P1） | 1-7（best） | GCR | + |
| 司法独立性（P2） | 1-7（best） | GCR | + | |
| 公众可信度（P3） | 1-7（best） | GCR | + | |
| 技术与金融(E） | 企业对新技术的吸收能力（E1） | 1-7（best） | GCR | + |
| 新技术的可获得性（E2） | 1-7（best） | GCR | + | |
| 金融服务的可获得性（E3） | 1-7（best） | GCR | + | |
| 金融服务的可负担程度（E4） | 1-7（best） | GCR | + |
1.边境管理（C）
该指标体现了一国海关通关程序的效率水平及海关规制的透明度。如果一国通过持续提高边境管理效率，简化通关手续，打击海关行政工作中的腐败现象，可以缩减货物进出关境所需要的时间，节省政策性贸易成本。本文在该一级指标下设置的二级指标分别是：海关程序（C1）：反映一国通关手续是否简便高效；非常规性支付（C2）：反映一国海关行政工作的透明度。
基础设施（I）该指标是一国交通运输基础设施的建设质量和物流配送能力的重要表现。运输效率的提升极大地减少货物贸易成本。本文将与货物运输息息相关的基础设施质量归入考察范围，全面考察一国的货物运输效率。基于这一点，本文选取航空基础设施质量（I4）、港口基础设施质量（I3）、铁路基础设施质量（I2）以及公路基础设施质量（I1）这4项作为二级指标。
3.制度环境（P）
该指标衡量一国XX能否维持国内规制环境的标准和透明，主要从政策因素和法律因素两个角度来反映国际贸易活动能否在一个有序良好的宏观环境中正常进行。公平的政策环境和健全完备的法律体系促进双边贸易的健康发展。一方面，政策的公开透明使得企业能够及时地获取政策动态信息，并根据政策调整优化经营策略，减少不必要的贸易损失。另一方面，健全的法律体系能够保障企业的合法权益，规范营商环境，吸引外商投资企业，激发本国企业参与国际竞争的信心。具体的二级指标有：政策透明度（P1）：反映了政策制定的透明程度；司法独立性（P2）：衡量一国立法和司法是否独立于XX和个人的影响；公众可信度（P3）：衡量一国公民对XX工作的评价。
4.技术与金融（E）
该指标衡量了一国企业的技术使用水平和金融环境对对外贸易的影响力度。企业获取融资和转化先进技术，能够提高企业核心竞争力，从而提高企业的市场优势。良好的金融环境能够帮助企业获取高效的金融服务，规避贸易过程中的各类风险。具体的二级指标分别是：企业对新技术的吸收能力（E1）、新技术的可获得性（E2）、金融服务的获取概率（E3）和金融服务的负荷量（E4）。
（二）东盟国家贸易便利化水平的测度
本文选取东盟国家进行分析，其中缅甸的数据不可获取，故未将缅甸纳入测算范围。本文从2015-2019年世界经济论坛颁布的《全球竞争力报告》中获取相关数据，由于选取的二级指标的得分范围相同，借鉴张晓静和李梁（2015）的指标测算思路，采用目前学术界广泛使用的算术平均法测算出东盟9个国家的贸易便利化水平：
表2 2015-2019年东盟国家贸易便利化得分
| 地区 年份 | 2015 | 2016 | 2017 | 2018 | 2019 |
| 菲律宾 | 3.783 | 3.719 | 3.479 | 3.352 | 3.625 |
| 柬埔寨 | 3.225 | 3.258 | 3.335 | 3.244 | 3.294 |
| 老挝 | 3.827 | 3.673 | 3.685 | 3.748 | 3.781 |
| 马来西亚 | 5.271 | 5.308 | 5.098 | 5.075 | 5.282 |
| 泰国 | 4.021 | 4.019 | 3.967 | 4.056 | 4.11 |
| 文莱 | 4.202 | 4.202 | 4.202 | 4.325 | 4.248 |
| 新加坡 | 5.794 | 6.181 | 6.193 | 6.208 | 6.213 |
| 印尼 | 4.188 | 4.133 | 4.138 | 4.317 | 4.21 |
| 越南 | 3.533 | 3.625 | 2.504 | 3.648 | 3.304 |
| 平均水平 | 4.194 | 4.235 | 4.067 | 4.219 | 4.23 |
图1 2015-2019年东盟国家贸易便利化变化情况
由表可知，东盟国家在2015至2019年之间，其贸易便利化存在较大的起伏，但整体上升趋势极为明显。从4.194增长至4.230，增长率0.8%。东盟不同的经济体的贸易便利化程度存在明显的差异，位于前列的经济体变化不大。以新加坡为例，其贸易便利化水平非常高。究其原因，该国属于世界闻名的自由贸易港。长期位于东盟国家中的首位，并且得分呈现出逐年增长的趋势。马来西亚、文莱、泰国以及印尼等国的数值较为接近。除此之外，老挝、越南和柬埔寨这三个国家的贸易便利化排名靠后。TFI测算得到的具体观点如下：
1.东盟国家贸易便利化整体呈一般便利水平，但增速有所减缓，尚存在较大的改善空间。东盟国家贸易便利化有区域不平衡的特点，绝大部分国家贸易便利化建设成效缓慢。
2.经济水平较高和地理位置优越的国家的贸易便利化普遍较高。发达的经济体更加注重优化通关手续和提升基建质量，规范营商环境，注重对外交流以吸收转化优质生产技术。
3.东盟国家主要的贸易便利化举措仍集中在简化海关手续和提高交通运输效率。制度环境和金融技术方面的提升将成为东盟国家日后贸易便利化建设需要攻克的重点。
三、东盟贸易便利化对中国制造业出口的实证分析
贸易便利化能够强化XX对出口贸易活动的控制效率，促进自由贸易进程的正规便捷，降低贸易成本，推动制造业出口额的增长（刘琳，2015）。贸易便利化缓解出口企业的贸易成本压力，帮助其吸引外资扩大生产，从而获得收入效应。从生产层面而言，贸易便利化所创造的收入效应对出口企业产品技术含量的影响效果为：一方面，增加对技术和资本的累积从而激发企业进行生产创新和提高进口中间品质量，进而提升企业出口产品的技术含量，在国际竞争中占据优势地位（肖扬等，2020）；另一方面，缩短企业的运转周期和改善企业的生产模式，从而提升企业出口额扩展边际与集约边际，提升垂直专业化分工能力和全球生产价值链中创造高附加值的能力，推动产业转型升级（杨逢珉和程凯，2018）。而不同技术含量的制造业出口对贸易便利化的反应程度势必存在差异，因此本文将分类考察贸易便利化对不同技术含量的制造业出口的影响。
（一）贸易引力模型的选取与设定
1.模型设定
Tinbergen(1962)和Poyhonen(1963)在研究过程中，选取贸易引力模型为研究工具，对相关问题展开深入探究。经过反复论证，他们发现两国的经济总量对两国的贸易总额有正向影响，而地理距离会造成负向影响。随着学者研究的深入，更多变量如：关税、人口数量、贸易政策等也被合理添加进引力模型中，丰富了引力模型的适用范畴，使之在贸易实证研究中应用甚广。在实践过程中，学者们要选用自然对数填充引力模型。究其原因，选用自然对数能够消除异方差，降低回归难度。本文选取贸易引力模型为研究工具，对中国制造业与东盟国家贸易便利之间的关系展开探究，具体模型设定如下：
2.解释变量说明
（1）
：表示时 国的国内生产总值，能够较好地反映出该国的市场规模与经济实力。在实践过程中，该国的生产总值与消费者需求呈正相关。简单来说，前者越高，生产和消费的需求越高，贸易需求也可能随之增加。预期系数
的系数为正。
（2）
：表示中国和j国两国首都的地理距离，代表了地理因素的阻碍作用。通常情况下，货物贸易的运输成本会因为两国距离的增大而上升，即地理距离妨碍货物贸易活动的进行。C2预期系数的系数为负。
（3） 
：表示t时期 j国的贸易便利化水平。贸易便利化减少贸易成本，促进贸易活动的进行。预期系数的系数为正。
3.数据来源
本文采用2015-2019年9个东盟国家的面板数据，运用贸易引力模型对东盟贸易便利化对中国制造业出口的影响展开实证研究。个别国家由于数据缺失严重而剔除已于前文中详细说明。
模型中的各个变量的数据来源：中国对东盟国家制造业出口贸易额的数据取自UN COMTRADE数据库，各个国家GDP取自世界银行数据库，中国与东盟贸易伙伴国之间的首都地理距离取自CEPII数据库，贸易便利化水平由本文构造的贸易便利化指标体系测算得出。
| 解释变量 | 回归系数 | 标准差 | t统计值 |
| 0.9991*** | 0.0571 | 17.50 | |
| -1.8714*** | 0.4739 | -3.95 | |
| 0.9404** | 0.5794 | 4.62 | |
| 11.7298*** | 3.3317 | 3.52 | |
| 可决系数R²：0.8889
调整后可决系数：0.8808 F统计值：109.36 显著性概率：0.0000 | |||
表3贸易便利化的实证分析回归结果
注：*** p<0.01, ** p<0.05, * p<0.1。
整体层面回归分析本文运用STATA 15.0,基于2015-2019年东盟国家数据采用普通最小二乘法对式1进行回归，结果如表3所示：
由表2可知，东盟贸易便利化对中国制造业出口的影响的回归方程如下：
本次实证分析的回归结果中，调整后可决系数为0.8808，说明拟合效果较好，各解释变量的回归结果与预期相符，且通过了t检验，从解释变量的回归结果可得结论有：
1.进口国的GDP与中国出口东盟制造业的总额存在正相关关系。实证分析得到的回归系数是0.9991，说明其他变量保持不变，进口国的GDP平均提高1%，中国对该国制造业出口额平均提升0.9991%。这说明GDP的增长能够驱动贸易总额的提升，也验证了一国经济实力直接影响一国消费者的购买力，进口国国内生产总值的提升带动进口国消费者收入的增加，进而提升消费者的购买力，拉动消费需求，相应地促使中国对该国制造业出口的增加。
2.中国与进口国的地理距离与中国出口东盟制造业的总额存在负相关关系。实证分析的回归系数是-1.8714，与预期结论相符。进出口国的之间的地理距离会增加货物运输成本和仓储成本的负担，使商品的价格优势减弱，从而降低双方开展贸易活动的可能性，使贸易额下降。
3.进口国贸易便利化与中国出口东盟制造业总额成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实证分析的回归系数是0.9404，由此可见，进口国贸易便利化整体呈上升趋势，上升数值为1%。，中国对该国的制造业出口额平均提升0.9404%，实证研究结果与本文的研究目的相吻合。改善一国的贸易便利化意味着能够有效减少双边贸易过程中“非便利”因素对贸易成本的负担，换言之，贸易水平与贸易便利化呈正相关。
（三）产品层面回归分析
本节将研究视角置于产品层面，实证分析东盟国家贸易便利化对中国出口不同技术含量的制造业的影响。本文根据学术界广泛使用的李小平（2014）编制的中国制造业部门分类表，按制造业产品所含技术含量高低依次分类为：医药、仪器仪表等技术含量较高的产品，也被称为高技术制造业；塑料、橡胶等技术含量不高的产品，也被称为中技术制造业；饮料、食品等技术含量较低的产品，也被称为低技术制造业，利用UN COMTRADE数据库收集并整理了2015-2019年中国对东盟出口三类制造业的贸易数据，如下图2所示：
图2 2015-2019年中国对东盟制造业出口额
由图2可知，中国在2015至2019年之间，对东盟的制造业出口总量持续增长。在这其中，高技术制造业的出口增幅最大。从出口结构上看，中技术制造业的出口总量最少，其次是低技术制造业，而高技术制造业的出口总量最大。由此可看出，中高技术制造业的出口占比非常可观，并且呈不断上升趋势。此外，其他两种制造类型的产品出口量也在持续增长。中国对东盟制造业的出口结构背后可能包含两方面的原因。一方面，部分企业在中国工业化进程不断深化的背景下，提升自身对先进技术的吸收和转化效率，创新和优化生产模式，从而使优质的制造业产品的国际竞争力逐步增强。另一方面，中国出口的高技术制造业产品中一部分是对其他国家进口的产品的再加工或组装，国内附加值较低，不能完全地体现中国企业的生产能力。
本文基于前文实证研究的基础进一步分析东盟贸易便利化对不同技术含量的制造业出口的影响，为中国出口产品结构的调整优化和双边贸易发展带来现实意义。此部分研究继续沿用贸易引力模型，将被解释变量替换成每年中国对东盟国家高技术制造业出口额（ 
）、中技术制造业出口额（ ）和低技术制造业出口额（ ），具体实证分析结果如下：
表4不同技术含量制造业出口贸易额实证分析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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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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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905***
(3.342) | 11.026***
(2.692) | 7.786
(4.678) |
 | 1.032***
(0.057) | 0.932***
(0.046) | 0.816***
(0.080) |
 | -2.561***
(0.475) | -2.034***
(0.383) | -1.118*
(0.665) |
 | 2.026***
(0.581) | 1.664***
(0.468) | -0.585
(0.814) |
| R² | 0.900 | 0.918 | 0.718 |
| Adjusted R² | 0.892 | 0.912 | 0.697 |
| F | 122.443 | 153.512 | 34.747 |
| P | 0.000 | 0.000 | 0.000 |
注：*** p<0.01, ** p<0.05, * p<0.1。
由以上回归结果可知：三个模型的拟合优度相对较好，调整后的可决系数分别为：0.892，0.912，0.697。大部分解释变量对不同技术含量的制造业出口的影响效果符合预期，仅少数变量表现出差异化影响，以下为对三个模型的实证分析结果的具体描述与分析：
1.贸易便利化对中国高技术制造业出口的促进效果最强。
从各个影响因素来看，GDP和贸易便利化这两个变量能够提高高技术制造业出口，两个变量的回归系数分别是：1.032和2.026，均通过了1%的显著性检验。值得注意的是，高技术制造业产品的回归分析中，GDP和贸易便利化的回归系数均高于整体层面分析中两者对应的系数，说明相较于整个制造业出口而言，高技术制造业的出口对GDP和贸易便利化水平的变化更为敏感，原因可能是，中国的高技术制造业产品贸易是以进料加工的方式切入全球生产价值链，高技术制造业产品出口大部分来自于外商独资企业，“非便利化”因素的改善尤其是规制环境的优化，不仅能够加速货物的跨国流动，还能帮助企业吸引外商投资，优化企业的生产模式以及强化品牌效应，使得产品质量不断提升并且适应国际市场的需求。进出口国家距离每增加1%，高技术制造业出口贸易额则平均减少2.561%。由于大多数高技术制造业产品体积和重量较大，需要企业依据货物特性妥善选择相对应的运输方式和仓储管理模式，由此产生的运输成本和仓储成本相对较高。
2.贸易便利化促进中国中技术制造业出口。
GDP和贸易便利化这两个变量都能够提高中技术制造业出口，相对而言，GDP的促进效应较小，其回归系数是0.932；改善贸易便利化的效果更强，其回归系数是1.664，即东盟贸易便利化每提高1%，中技术制造业的出口额平均提高1.664%。从中技术制造业产品的划分范围来看，其主要涵盖橡胶、塑料和金属等大宗商品，该类商品对市场价格波动的反应较为敏感，贸易便利化的提升可以有效地削弱贸易过程中的隐形成本。地理距离同样对中技术制造业产品贸易的抑制效应稍弱于对高技术制造业产品贸易的负面影响，其回归系数为-2.034，表明地理距离每增加1%，中技术制造业出口贸易额则平均减少2.034%。
3.贸易便利化对中国低技术制造业出口的影响不显著。
该模型中变量的显著性水平和总体的拟合优度略显不足，表明该类产品的出口贸易对本文的研究变量的敏感度较弱。GDP对低技术制造业产品贸易的促进效应相较于对其余两类产品贸易的影响是最弱的，其回归系数是0.816，说明进口国的GDP每提高1%，中国对该国的低技术制造业出口额平均增加0.816%。地理距离对低技术制造业出口的干扰作用没有对其他两类制造业的负面影响强烈，其回归系数是-1.118。东盟国家贸易便利化这一变量的回归系数是-0.585，与预期不符，可能的原因是部分国家如菲律宾、越南和泰国等凭借地缘、资源和劳动力优势逐渐成为新一轮产业转移和价值链分工的承接国，这些国家的低技术制造业在国际市场上的优势逐渐显现。东盟制造业出口的主要市场是包括中国在内的东亚国家，近几年来东盟制造业出口的规模也在逐年扩大。相比之下，近年来中国低技术制造业的国际市场地位正随着本国劳动力优势的减弱而愈发被动，与东盟贸易的竞争性上升。所以东盟国家对中国低技术制造业的进口并没有随着贸易便利化的改善而增加。
综上可知，东盟国家贸易便利化对中国高技术制造业和中技术制造业出口有明显的正向影响，这种效应在低技术制造业出口中表现较差。GDP对三类不同技术含量的制造业出口均有显著的正向效应，且对于高技术制造业出口的促进效用高于其他类别制造业。进出口国之间的地理距离对三类制造业出口均有显著的阻碍作用，且这种效用随着产品技术的提升而作用更为显著。
四、结论与建议
（一）研究结论
本文立足于中国与东盟的经贸合作现状，构建了一个包含了4个一级指标和14个二级指标的贸易便利化测算体系，利用算术平均法测算出2015—2019年间东盟9个国家的贸易便利化水平并进行了对比分析。随后，笔者选取贸易引力模型为研究工具，对国内制造业出口量与东盟贸易便利化之间的关系展开探究。在研究过程中，产品技术含量以及整体层面是本文的切入点。本文的主要结论如下：
1.在2015至2019年之间，东盟各国的贸易便利化水平呈上升趋势，但各个国家的水平差距非常大。新加坡的贸易便利化一直远超其他国家，长期位于东盟国家中的首位，并且得分呈现出逐年增长的趋势，马来西亚、文莱、泰国以及印尼等国家的贸易便利化水平比较理想，而柬埔寨的贸易便利化程度最为薄弱。
2.东盟贸易便利化的改善能够正向推动中国制造业出口。进口国GDP对中国制造业出口的正向影响程度稍强于贸易便利化的影响程度，而地理距离则对中国制造业出口东盟有一定的干扰。
3.贸易便利化对不同技术含量的制造业出口的影响程度是不同的。对中高技术制造业来说，贸易便利化极为重要。不过，贸易便利化无法推动低技术制造业出口量的增长。高技术制造业出口对进口国贸易便利化提升的反应程度最为敏感。在这种情况下，国内的中技术制造业出口与高技术制造业出口都会受到贸易便利化的影响，继续保持上升趋势。
（二）政策建议
1.加强贸易便利化具体指标的建设
本文认为，中国应积极推进同东盟国家的多领域互利合作，深入对接发展规划，加快区域贸易和投资环境的优化升级。中国应推进与东盟各国的海关合作和口岸管理，简化通关手续，为进出口企业提供透明且高效的海关环境。中国XX应帮助东盟国家改进基建建设质量和提高货物运输配送效率，一方面中国XX可以升级已有的交通基础设施，有针对性地增设铁路干线和港口设施，另一方面，中国XX应积极搭建与东盟国家的基建合作平台，为东盟国家加快基础设施建设提供技术和融资援助，稳步推进互联互通项目。中国XX还要完善市场管理，规范法律体系建设，为进出口企业从事贸易活动营造一个公开透明的规制环境。再者，企业应提高创新能力，积极学习和吸收先进技术，提高企业生产效率。在政策上，中国XX应完善跨境金融结算体系，鼓励并引导本国商业金融机构为进出口企业提供便捷的金融服务。
2.优化中国制造业出口的产品结构
除了积极改善本国贸易环境以外，也要优化出口结构。究其原因，出口结构的合理性与国家的出口竞争力呈正相关，一方面需要加大高技术和中技术制造业的出口，提高高技术制造业在国际市场的竞争优势，另一方面应加强低技术制造业转移力度。对于中技术和高技术制造业，中国XX应将其作为重点培育对象，给予融资支持，加强外资的引进，引导企业引进和吸收外来先进技术，进而推动产品技术附加值的全面增强。另一方面，XX应结合制造业企业的发展需要，采用平台搭建等方式，增强宣传效果，扩大品牌影响力。中国应加强低技术制造业的全球转移力度，与东盟国家的低技术制造业形成良好分工合作格局，在满足东盟国家对部分低技术制造业中间品需求的同时，减少与东盟国家的产业竞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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